文明论概略·第七章

论智德的时间性和空间性

讨论事物的得失利弊，必须考虑它的时间性（时代）和空间性（地点）。车辆适用于陆地，却不适用于海洋，适用于古代的东西，却不适用于今天。反之，今天认为最好的东西，却有许多不适用于古代。倘若离开了时间和空间，则任何事物可以说都是有用的，也可以说都是没有用的。因此，讨论事物的得失利弊，即等于分析事物所适应的时间和空间。换句话说，只要适应时间和空间，任何事物也就不完全存在得失的问题了。中古时代发明的长枪，虽然适用于古时的战斗，却不话用于明治年代。东京的人力车，适用于东京市，却不适用于伦敦和巴黎。战争固然是坏事，但对敌人却不能不战。杀人固然违反人道，但在作战的时候就不能不杀人。君主专制的暴政固然可鄙，但看到彼得大帝的业绩，就不能厚非。忠臣义士的行为固然值得赞扬，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无君主的美国是野蛮。这是时间不同和地点不同的缘故。总之，天地间没有贯穿一切事物的道理，只能是随着时间和空间来进行观察。

观察时间和空间是一件极困难的事。自古以来，历史上的失败者，都是弄错了时间和空间；所谓成大功立大业的，都是善于适应时间和空间的。那么，为什么观察时间和空间会有困难呢？这是因为空间上有很多类似之处，时间上有先后缓急之分。譬如，亲生子和养子相似，但如以对待亲生子的方法对待养子，结果会铸成大错；或因马和鹿相似，便用饲养马的方法饲养鹿，结果便会失去鹿。其他如把神宫误为寺院，把灯笼误为吊钟，或把骑兵用于沼地，把重炮牵引于山路，或误认东京为伦敦，而想把人力车用于伦敦等等，诸如此类的失误是不胜枚举的。其次就时间来论，中古时代的战争和现代战争虽然相似，但是却不能把中古时代被认为是优良武器的长枪应用于现代战争。所谓“时机已到”，往往是真正时机已经过去的时候。开饭的时间是指吃饭的时候，而煮饭的时间一定要在开饭的时间以前。往往饭尚未煮而感到饥饿，并喊时间已到，但是，这个时间只能是吃煮成的饭的时间，而不是煮饭的时间。又如贪睡到三竿才起，便认为起床的时刻是早晨，但真正的早晨是日出的时刻，这个时刻早已在睡眠之中过去了。因此，必须选择地点，不可错过时机。

前章曾提到智慧和道德的区别，论述了其功用的不同。本章将讨论智慧和道德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在开天辟地刚脱离野蛮未久的时代，人类的智力尚未发达，其情况恰如婴儿，内心存在的，只有恐惧和喜悦的感情。对于地震、雷霆、风雨、水火无一不感到恐惧。怕山、怕海、怕干旱，怕饥馑，凡是当时的人智所不能控制的事物，一概称作天灾，无一不感到恐惧。倘使这种天灾没有来临，或者来临而迅速地过去，这就称作天幸。比如，久旱之后逢甘雨，饥馑之后遇丰收，便感到无比的喜悦。天灾天幸的来去，对人民来说都是莫名其妙的，所以一概归之于偶然，从来没有运用过人为的努力加以克服。既然不尽人力，一旦遇到祸福，就自然要把其原因推到人类范围以外。这就是鬼神思想所以产生的根据。因此，便把祸的根源称做恶神，把福的根源称做善神，认为天地间的一切事物，莫不有鬼神在主宰。日本人所说的，“八百万神”就是如此。向善神祈求赐福，向恶神祈求避祸，这种祈求能否如愿以偿，并非取决于人为的努力，而是决定于鬼神的力量。称这种力量为神力。请求这种神力的扶助叫作“祈”。这就是当时流行的祈祷。

人们感到恐惧或喜悦的事情，不仅是天灾和天幸，在人事上也是如此。因为当时不文明的社会，弱者受到强者的暴力欺压，也不可能据理力争，只有一味感到恐惧而已，这种情形，几乎和恐惧天灾没有两样。因此，弱者除依靠另一强者以抗御强暴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接受这种投靠的人叫作酋长。酋长由于具有膂力和兼有少许智德，便可以抗击其他强暴，保护弱小。保护得越好，威信也就越高，终于掌握了一种特权，或者可以把这种特权传给自己子孙。世界各国，在蒙昧之初，莫不如此。如日本在王政时代，天子执掌国家大权，中古时代源氏称霸于关东，就是例子。酋长虽然取得了权势，但是野蛮人反复无常，维持这个局面非常困难。既不能以高深的道理来晓谕，又不能用长远的利益来开导，为了统一方向和共同保持一个民族的体制，只有一个办法，即利用人们与生俱来的恐惧和喜悦的心理，指出当前的祸福灾幸。这就叫作君主的恩威。大约就是这样定出了一套“礼乐”之法来教化人民。“礼”就是以尊敬长上为主，使人民自然地知道君威的尊贵；“乐”就是在默默之中和谐愚民，使其自然产生景仰君德的感情。以礼乐征服人民的思想，以征伐制服人民的膂力，使民众在不知不觉之中各安其所，褒扬善者以满足人民的喜悦心情，惩罚恶者以警戒人民的恐惧心情，如此恩威并用，人民便似乎感觉不到痛苦了。然而，不论褒扬或惩罚，都是由君主决定的，所以人民遇到褒贬，也只是恐怖或喜悦，并不知道褒贬所由来。这种情形，恰如遭受自然的灾害，或遇到偶然的幸福一样，同是莫名其妙的，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出于偶然。这样，一国的君主既然成了祸福的主宰，人民也就自然把君主当做超人来景仰了。中国尊崇君主，把君主称为“天子”，可能就是由此产生的。譬如，在古代历史里，往往有豁免农民田赋之举。然而，不论政府如何节约，总不能缺少帝王宫廷的衣食住的一切费用和若干公费，数年不征税，经费依然不缺，说明历年的横征暴敛，浮存甚多。人民当初缴纳重税，既不知为什么缴纳，现在突然数年不纳税，也不知道为什么豁免。在税重时，便认为是天灾而恐惧，在免税时，便认为是天幸而喜悦，不论祸福都认为是降自天子，仿佛认为天子具有雷霆和避雷针这两种力量。打雷是天子的命令，不使受雷殛也是天子的命令，人民对他只能进行祈祷祝愿。尊崇天子如神佛，也是不无道理的。

如果以现代人的思想来看上述情况，似乎是极不合理的，但这是时势所使然，没有理由苛责他们。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既不能讲智慧，又难以制定法制来共同遵守。譬如，在尧舜时代，如果想施行现代西洋各国的法律，就一定没有人能理解它的意义而恪遵的。人民不遵守法律，并非不守法，而是因为没有相当的智慧来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如果放纵他们为所欲为，则不知要作出多少坏事，给社会造成多少灾害。惟有身为酋长者，能善察时势，以恩惠使人喜悦，用威力使人慑服，对同一种族的人民，视同一家的子弟，加以保护和照顾。酋长的职责大自生杀予夺的刑罚，小至日常家务琐事，无所不管。那时，天下如同一个家庭或一个课堂，君主就如同父母或教师，君主的恩威神妙而不可测，一身兼有父母、教师和神佛三种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国君如能克制私欲，虚心修德，纵令智慧不足，也能获得仁君明主的称誉，造成所谓“野蛮的太平”。在那个时代，也只能这样，这不能不说是好事，唐虞三代之治，就是如此。反之，只知使用威力以逞其私欲而不施德政的，就叫作暴君。在这种“野蛮的暴政”之下，人民连生命也岌岌可危。总之，在野蛮时代，人与人的关系，只有恩威两方面而已。不是恩德就是暴虐，不是仁慈就是掠夺，在这两者之间，根本看不出智慧的影子。古书上所谓“道有二，仁与不仁而已”，就是这个意思。这种风气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连在私人的品行上也形成了两个极端，界限非常分明。试看中日古书，不论是经书或是史书，凡是论道而品评人的品行时，皆以道德为标准，如仁和不仁、孝和不孝、忠和不忠、义和不义，都是针锋相对的，不是伯夷就是盗跖，不是忠臣就是贼子，两者之间没有智慧活动的余地。偶尔遇有发挥智慧的行为，也认为是细行末节不加重视。由此可以证明，在未开化的野蛮时代，支配人间关系的，唯有道德，此外，没有任何可资运用的了。

随着人类文化逐渐发展，智力不断进步，人心也产生了怀疑，对于宇宙事物，不肯轻易放过，看到事物的作用，就要追究其根源。既然产生了怀疑，即使不能找到真正原因，也能根据其作用的好坏，想办法趋利而避害。例如，为遮避风雨之害而建筑坚牢的房屋，为防止海河泛滥而修筑堤坝，为渡水而建造船只，为防火而使用水，制药以医病，治水以防旱，逐渐到达依靠人力创造安居乐业的环境。既然懂得用人力创造环境的方法、则恐惧天灾的愚昧思想也就逐渐消失，对于一向崇拜的神力也就失去了信仰的一半。所以，智慧前进一步，勇气也增长一分，智慧愈进步，勇气的增长也就越无止境。试看，今天西洋文明的发展情况，宇宙万物凡五官所能感觉到的，都要研究它的性质，查明其作用，然后进一步探索其作用的根源，即使一利可取亦必取之，哪怕有一害应除亦必除之，凡是人力所能及，莫不尽力而为之。太平洋的波涛虽险恶，利用水火制造的汽船可以横渡；阿尔卑斯山虽高，劈山开路可以行车；避雷针出现以后，雷霆再也不能逞凶；化学研究逐渐奏效，饥馑亦不能饿死人了；电力虽然可怕，而利用电力可以代替驿马信差；光线的性质虽然微妙，而可以摄影传真；如有风浪为害，可筑港湾以护船只；遇有传染病患流行，则可设法预防或将其隔离。总而言之，人类的智慧已经战胜自然，逐渐冲进了自然领域，揭开了造化的奥密，控制它的活动，而使其就范，为人类服务。可以说智勇之所向天下无敌。既然人能制天，又能使天为人服务，又何必恐惧而崇拜它呢？有谁再去朝山、拜河呢？山泽、河海、风雨、日月之类，不过是文明人的奴隶而已。

既然人能驯服自然，使其听从人的驱使，为什么独独屈服于人为力量而听其摆布呢？人类智力逐渐提高，对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也开始探索它的作用及其根源而不予放过。于是，圣贤之言，也不足全信，经典之教也不无可疑，尧舜之治也不足景慕，忠臣义士的行为也不足为典范。古人是在古代作古代事的人，我们是在现代作现代事的人。何必学习古代而施用于现代呢？明白了这些道理，自然胸怀开阔，仿佛天地之间没有任何东西能妨碍我心的自由。既然获得了精神的解放，又何必受身体的束缚呢？既然暴力失去了权威，智力逐渐占据了上风，二者已不再是势均力敌，那么，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发生旦夕祸福的情形也减少了。从此社会上如有横行霸道的，就可以用道理来说服他，如果仍不接受，可团结群众的力量加以制裁。既然可以以理制暴，则以暴力为基础的名分关系也就不攻自破了。因此，所谓“政府”，所谓“人民”，只不过是名义不同，职业不同而已。在地位上，不应该有高低的区别。政府保护人民，制裁强暴，扶助弱小，都是其应尽的职责，并非分外的功劳，这无非是符合于社会分工的精神罢了。再者为国君者自修其德，欲以礼乐征伐以示恩威时，人民首先应认识国君为何物，分析其恩威的实质，不应接受的私恩就应予以拒绝，不应恐惧的暴威，就不要恐惧，丝毫不取，丝毫不予，只根据道理为其所当为而已。有智力的人能自己掌握自己，恰如恩威行于自身，而不必仰赖他人的恩威。譬如，为善则能获得心情愉快的赞誉，了解为善之理，所以自然而然地为善，既非谄媚他人也非景慕古人；作恶则内心要受到羞耻的惩罚，知道不应作恶之理，所以才不作恶，既非畏惧他人也非恐惧古人；何必仰赖偶然人为的恩威而有所恐惧或喜悦呢？如果向文明人士询问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必然得到如下答复。国君，也是同样的人，不过由于偶然的诞生而登上了王位，或者由于一战功成而跃居政府之上而已。国会议员，本来是经我们选举任用的全国人民的公仆，何必听从这些人的命令而改变自己的道德品行呢！政府是政府，我是我，关于我自己的私事，一点也不容许政府干预！又如兵备、刑典、惩恶等法律，对我来说，都是无用的东西。为此而纳税，并非怪我，不过因为居住在坏人多的社会上，不得不这样做，实际上所纳的税不过是白送给了坏人而已。何况政府为了管理宗教和学校，指导农工商的经营，甚至指点日常家务，或者为了向我们劝善和指导谋生的方法，而要我们出钱纳税，那更是没有道理。哪有向人屈膝请求他来对自己劝善的呢？谁肯出钱哀求无知识的人指教自己谋生之道呢？文明人士的心情大抵如此。向这些文明人施行无形的德化或以私人的恩威来使其顺从，岂不是徒劳无益？固然按目前世界的情况，不论哪个国家的人民，并不全是有智慧的，然而，距离原始时代愈远，这个国家的文化只要不退步，人民的智慧必然会提高和普及。所以，纵然人民积习甚深，习惯于仰赖君主的恩威，勇气也非常不足，但是，每一接触事物，就会产生怀疑。譬如，称一国的君主为圣明，其实往往并不圣明，口头上说爱民如子，其实是，这个为民父母者在和赤子争执税额的多寡，父母掠夺赤子，赤子欺骗父母，常常闹得丑态百出，令人作呕。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人以下的愚民，也会怀疑其言行之间的矛盾，纵然不进行反抗，也不能不对其措施表示怀疑。既然产生了疑心，则信仰依赖的心理就会烟消云散，所以，再用德化当作御民的妙法就行不通了。这可以从历史上得到证明。不论在日本、中国或西洋，所谓善于治国的圣明君主都是出于上古时代。日本和中国，直到近代，虽然还在盼望圣明君主出现，但始终不能如愿。西洋各国，自从公历十七八世纪以后，仁君逐渐减少，到了十九世纪，不仅仁君，就是智君也不见了。这不是由于国君一族的道德衰微，而是因为人民的智德普遍提高，君主失去了炫耀仁德的场所。譬如说，西洋各国，现在即使出现了仁君，也不过是象月夜打灯笼而已。所谓仁政，如果不在野蛮不开化的时代，是不会起作用的；所谓仁君，若不面对着野蛮不开化的人民，是不能显其尊贵的。私德是随着文明的进步而逐渐丧失其权威的。

道德虽然是随着文明的进步而逐渐丧失其权威，但这并不等于社会上的道德分量减少了。随着文明的进步，智德同时都增加了分量，把私扩大为公，将公智公德推广到整个社会，逐渐走向太平，谋求太平的方法越进步，争斗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少。真正达到了太平盛世，就没有人再去争夺土地，贪财好货，更不会有争夺皇帝宝座那种卑鄙行为了。到那时，君臣的名义这类东西早已被人遗忘，就连儿童在游戏中也不会提到它。战争消灭了，刑法也废除了。政府已经不再是惩治坏人的工具，而是为了管理事务，研究如何节省时间、劳力而设置的。社会上没有违约背信的人，借据只不过是为了备忘，并不是拿它作为日后诉讼的证据。社会上没有盗贼，门窗并不需要锁钥，只是为遮避风雨和防止猫狗的进入。由于路不拾遗，警察只是忙于捡拾遗物和寻找失主。不制造大炮而制造望远镜，不建筑监狱而建筑学校，士兵和罪人的形象，如果不是从古画或戏剧上看到，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家庭内彬彬有礼，不需要听传教士的说教。全国如同一家，家庭如同教堂，父母如同教主，子女如同教徒，全世界的人民恰如被礼让的风气所抱拥，又如同沐浴在道德的海洋。这就是“文明的太平”。经过几千几万年以后是否真能达到这个地步，非我所知。这固然是一个梦想，但如果真能用人力达到这种高度太平的境界，则道德的功用可以说是宏大无比了。所以说，私德在野蛮的原始时代，其功用最为显著，随着文明的进步，逐渐丧失权威，而转化为公德，想象数千万年以后文明达到顶峰时，则又可普遍地蒙受其德泽。

以上讨论的是道德的时间性。下面再谈谈其空间性即地点的问题。“野蛮的太平”既非我之所欲，期待几千万年以后的“文明的太平”，又不过是迂阔之谈。因此，根据目前文明的情况，区别道德所能实现的地点及其不能实现的地点，是研究文明问题最重要的关键。本来，一国人民，距离野蛮时代愈远，就应该愈能明了这个区别。但是，有很多无知的人，往往不了解这个道理，而大大地弄错目标，企图在野蛮的太平状态下，直接达到文明的太平。比如，一些研究古学的人们，生活在现代而向往古代，其原因就是弄错了这种区别和顺序。这样作法，简直如同缘木求鱼，无梯登屋。因为他们心里所想的和实际所作的总是互相矛盾，所以他们不仅不能公开地对别人讲自己的思想，而且自己也不能回答自己的问题。心情错乱思想纷纭，一生陷于混沌糊涂之中，摸不着方向，随建随毁自论自驳，如果用加减乘除之法计算其一生事业，简直就等于零，岂不可怜！这种人并不是实行道德的人，只能说是道德桎梏下的奴隶。其理由如下。

夫妇父子同居一家，谓之家庭。家庭之间以感情相结合，物无定主，授受无常规，失之不足惜，得之不足喜，无礼貌不受责备，即使笨拙也不以为羞耻，妻子的满足即为夫父的喜悦，夫父的痛苦，即为妻子的忧愁。或者薄待自己而厚待家人，看到家人的满足，自己才觉得愉快。比方说，爱子患病正在痛苦之际，如果有人有办法能把病苦分给父母使爱子减轻痛苦，则天下父母心，必宁愿牺牲自己的健康来救治子女。总而言之，在家庭间，既没有维护私有制的思想，也没有只顾个人面子的想法，甚至贪生怕死的意识也没有。因此，家庭间既不需要规则，也不需要契约，更不需要权谋策略，即使想用也没有施展的余地。智慧仅用于处理日常家务，一家之内，是完全依靠道德实现风化之美的。

如果血缘关系稍远，情形就稍微不同。兄弟姐妹比夫妇父子疏远，叔侄比兄弟更远，到了堂兄弟便疏远如外人了。血缘愈远，相互间的情感也就愈淡薄。因此，兄弟成家立业以后就各有私产，至于叔侄、堂兄弟之间更不用提了。再如朋友之交，也有志同道合情谊深厚的，所谓刎颈之交、莫逆之友，其情谊之深厚，几乎与父子兄弟相同。然而在现阶段的文明情况下，这种友谊范围非常狭窄，几十个朋友能够长期保持深厚友谊的例子，在古今的历史上还没有见过。又如世上有君臣的关系，其情分也有如家属骨肉一般，同甘苦、共患难，甚至精忠的忠臣，还有所谓大义灭亲以效忠君主的。关于这一点，古今舆论总是完全归于君臣的情谊，而不再去寻求其他原因。实际上，这种论调，完全被君臣的名义所蒙蔽，只看表面，未能了解具体事实。倘用另外的观点去究明事实，一定会发现其他更大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类天赋的“党派性”和那个时代所流行的“风气”。最初君臣的人数极少，例如北条早云携部属六人杖剑东来时，他们的情谊必然十分深厚，甚至比父子兄弟还要亲密。但是，在据有一州一国之后，臣属的人数逐渐增加，到了君位依次传于子孙后代以后，君臣的关系就不象当初那样亲密了。这时，君臣都争相宣扬祖先的创业情形，君主企图借臣属的力量来保持其家统，臣属则尊崇皇室的系统而甘为其奴仆，这样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党羽。一旦发生事变，就竭尽全力来保护皇室，同时也取得一己的利益。有时因根据当时的风气可以建立功名于一世，甚至还要粉身碎骨。但并不见得这样君臣之间存在着“刎颈”之交。正如忠臣义士所说的那样，“社稷为重，君为轻”，如果认为君主昏庸无道，即便是惟一的君主，也有用非常手段来处置他的，这就不能说是有深厚情谊了。又如在战场上阵亡，或因城陷而剖腹自杀的，多半是由于当时风气所使然，认为如果不牺牲生命就不能保全武士的体面，于是为了自己的名誉而自尽，或者因为感到逃生无望而一死了之。据太平记所载，鎌仓幕府的北条氏灭亡时，元弘3年5月22日，在东胜寺随北条高时一同自杀的将士有八百七十余人，此外同宗受惠之辈，听到这个消息而殉死的，全鎌仓共有六千余人。北条高时究竟是怎样的仁君，能获得这六千八百臣属亲如父子手足的情义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由此可见，不能根据阵亡和剖腹人数的多寡来衡量其君德的薄厚。不论为暴君而死，或为仁君而牺牲，真正激于君臣之情而舍身者，是寥寥无几的。原因尚不在此。所以在君臣之间，道德的功效也是极其有限的。

设立救济院和医院救济穷人，固然是道德仁慈之举，但这并不是由于穷人和施主之间有什么交情，而是由于一方面富，一方面穷，才产生了这种事业。施主固然富而且仁，但是受施者只知其贫穷，至于德与不德则无从知晓。对一个人不详细了解，就不能和他交往，所以扩大救济事业，并不是要和多数人交往，只是仁者散发余财，借以自慰本身的道德良心而已。施主的本意并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了自己。所以，救济事业固然是值得称赞的善举，但是，救济事业的规模愈大，时间愈久，则穷人势必把救济认为理所当然，而不以施舍为德，如果所得的比以前减少，反而会抱怨施主，这种情况简直是花钱买怨。在西洋各国，关于救济问题，在识者之间有很多议论，对其利弊尚未得出结论。但是归根结底，赠与的方法，除了解受赠人的情况人品和直接赠送以外别无他法。这也是道德不能广泛地施行于社会的一个例证。

根据上述情形看来，能够充分发挥道德的力量，而丝毫不受阻碍的地方只有家庭，一出家门，似乎就一筹莫展了。但是俗语说，“家庭之间是天下太平的模型”，这就预示了在几千年或几万年以后，必会出现“天下一家”的局面。同时，世界上的事物是变动不居进退无常的，就今天的文明情况来看，不能不说它是正在前进过程中。因此，即使前途是千里迢迢，只要向前迈进一步，就是前进一步。切不可畏惧前途遥远，而裹足不前。以现在西洋各国的文明和日本的文明相比，也不过是一步之差，学者议论的目的也只是为了争夺这一步而已。

本来，道德只能行于人情所在的地方，而不能行之于法制的领域。法制的效能虽然也能达到人情的目的，但是从它所表现的形态来看，法制和道德似乎是完全相反，互不相容的东西。法制还有两种区别，有以维持事物秩序的法制，有防止人作恶的法制。违反前者是人的过失，违反后者是人的恶念。这里所讲的法制，是指以防止人作恶为目的的法制，希望学者不要误解。譬如，为了家庭的生活有个秩序，也可以订立家人必须在早晨六时起床、晚上十时就寝的规则，但这不是为了防止家人的恶念，也不因为违反这个规章就以罪人处理，只是为了全家人的生活方便协商订立的规则，所以并不需要写成书面条文，只是由全家自觉遵守而已。此外，感情亲密的至亲好友之间的金钱借贷也是如此。然而，在今天的社会上虽然有普遍施行的文书、契约、政府的法律和各种国际条约其中有民法刑法之分，以及为了同时也包括不少维持事物秩序的规定，但从其一般用途来看，显然都是防恶的工具。因为一切法律的精神都是把利害得失同时提出，使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例如，盗窃千两黄金者处以十年徒刑，违约过期十日者罚金百两。这样，把千两黄金和十年徒刑，以及百两罚金和违约十日的利害得失同时提出，使人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认为有利的方面。其目的既然如此，可见丝毫不存在道德精神。这种情形，正如把食物摆在饥饿的猫狗面前，而从傍举起棍子威吓着“要吃就打”一样。所以，单从形式上来看，这中间绝对没有人情存在。

为了彻底分清实现道德的场所和施行法制的场所的区别，举例如下。假设这里有甲乙二人借贷金钱。二人亲密无间，贷者既不以贷与为德，借而不还，也不抱怨。交情之深几乎不分你我，这种交情，完全是以道义为基础的。或者也约定归还期限和利率，并为了备忘还把它写在纸上交给贷主，但其交情仍然没有超出道义的范围。但如果在这字据上盖章，贴上印花，或有保人甚至还索取抵押品，这就超出了道义的范围，双方只是根据法律办事而已。这种借贷关系，是因为不能相信借者是否守信义，只好把他当作不守信义者，如果到期不还就找保人，再不还就向政府控告，请求裁判，或没收抵押品。这就是把利害得失同时提出，和举起棍子吓唬狗的办法。所以，根据法律处理事物的地方，就丝毫不存在道义的影子。不论政府和人民之间、会长和会员之间，卖主和买主之间，债主和债户之间以及在收费教学的教师和学生之间，凡是根据法制相处的，就不能称作道义的结合。譬如，有两个政府官吏，某甲非常关心公务，勤恳办事，劳累得下班回家后几乎不能安眠；某乙则不然，每天喝酒冶游，不关心公务，然而某乙从早晨八点上班到下午四点下班的办公时间内，也非常勤勉，其工作效果和某甲相似，该说的就说，该写的就写，从未贻误公务，这样谁也不能责备他，而某甲的勤恳也显露不出来。又如人民缴纳租税，如果政府不催促，就可以不缴，或用赝币缴纳，如果被收下即为经收人的过失；相反地如果错误地多缴了税款，即为纳税人的倒霉。卖主欺骗，一经购买，即为买主的损失，相反地卖主多找了钱，一经交清，卖主即吃了亏。借钱给人，如果丢失了借据，即为债主的损失。兑换票据，如果过期，即为票据持有者的损失。拾物隐藏起来，如果无人知道，即为拾者的便宜，甚至偷窃他人的东西，不被发觉，盗贼就得了便宜。从这些情形看来，今天的社会完全成为坏人聚集之所，丝毫看不到道义的痕迹。只是依靠无情的法律勉强维持事物的秩序罢了。本来内心充满着恶念，但是受到法律的限制，而不敢见之于行动，走到法律所允许的边缘则不得不停下来，正如在锋利的刀刃上行走一般。多么可怕！

人心如此卑鄙，法律又如此无情，从其外表骤然看来，的确令人吃惊，但是进一步考察产生这种法律的原因，以及它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则绝不是无情的，而是今日世界上最完善的东西。法律虽然是为了防止作恶而制定的，但并不是因为天下都是恶人才制定的。因为善恶混淆不清，才制定法律以保护好人。在一万人之中难保没有一个坏人，所以在一万人之中所施行的法律，也不能不按照制服坏人的目的来制定。正如鉴别赝币一样，如果担心一万圆里有一圆赝币，就不得不把一万圆全部点检一遍，因此，在社会的交际中，即使法律日益繁多，法律的形式似乎无情，但不能因此而轻视法律。相反地，应该愈加把它巩固起来，愈加严格遵守它。就目前的情况而论，促进世界文明的工具，除了法制以外并无其他更好的办法。厌恶事物的外形，而抛弃其实际效能，是智者所不为的。为防止坏人作恶而制定的法律，并不妨碍好人为善。在法律繁多的社会里，好人依然可以毫无限制地为善。不过为天下后世着想，惟有希望日益繁多的法律，能够逐渐丧失其作用。这大概是数千年以后的事，因此，没有理由因为期待数千年的将来，而摒弃目前的法律。必须考察时代的沿革，在从前野蛮不开化、君民一体、天下一家的时代，可以约法三章，并且，仁君贤相关怀人民、忠臣义士舍身以报君王，万民齐受君王之德化，上下各得其所，都是以人情为主，以德导致了太平，根本不依靠法制。这种情况乍一看来，似乎值得羡慕，其实在那个时代，并不是蔑视法制而不用，却是想用而无处可用。反之，随着民智逐渐发达，世事也逐渐繁多，事务复杂，法制也必随着增多，并且随着民智的进步，破坏法制的方法，自然也日趋奸巧，因而，防范的方法也不得不愈加严密。举例来说，在从前，由政府制定法律以保护人民；而在今天，则是人民制定法律防止政府的专制，以保护自己。如果用古人的眼光来看，似乎是冠履倒置，纲常扫地，但稍微把眼光擦亮，眼界放宽，就可以发现现在自有其颠扑不破的道理，不论政府和人民双方都没有丧失体面的顾虑。在如今的世界里，要想发展国家文明，保持国家独立，这是唯一的方法。人类智慧随时代的进展而提高，正如儿童之成长为大人。在童年时代作的自然是儿童的事，喜怒哀乐之情也与大人不同。但是，随着岁月推移不知不觉成长为大人。曾经喜爱的竹马，如今已不足以为乐，曾经恐怖的鬼怪故事，如今已不足惧，这是自然的道理。即使儿童有些痴愚。也不必深咎，因为儿童在童年时代作出儿童的事，原是合乎规律的，所以不应要求过高。不过儿童众多的家庭，由于家庭照顾不过来，不能和邻居相比而已。现在这个儿童已经成长，这难道不是家庭的幸事吗？如果因为他从前是儿童，现在却硬要把他当作儿童，拿竹马给他玩，讲鬼怪故事吓唬他，甚至把从前童年的言行，作为今天大人的规范，如果不按照这个规范行事，就责备他狂妄不逊，类似这种情况，就是弄错了智德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只能招致削弱家庭的恶果。

即使有人认为法制的精神是无情的，遵守法制者的思想也是卑鄙的，但是，无论如何法制对人仍然有很大益处。譬如，有这样一条规定：拾物归还原主，应将所遗失的东西折半赠给拾物人。如果有人拾了失物，只是为了获得折半之利而交还失主，这种思想固然很卑鄙，然而，如果因为这个规定太卑鄙而废除，则社会上的遗失品，将永远不能归还原主。因此，折半的法律以道德来论，是不值得欢迎的，但却不能不称它是文明的良法。还有，在商业上，有贪图眼前小利而丧失廉耻的，这叫做奸商。例如，日本人在制造生丝、蚕纸时，为了贪图一时的小利，采取了不正当的行为，结果降低了国产品的声誉，长期地损失了全国的大利，即奸商本身，也必遭受损失，这就是名利两失。与此相反，西洋各国的商人，交易可靠，童叟无欺。例如出示一寸见方的样品，然后出售几万匹的布疋，从来没有与样品不符的。买主也不必一一开箱检查，便可安心收货。从这些情形看来，好象是日本人不诚实，而西洋人诚实。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可知道并不是西洋人心诚实，日本人心不诚实，而是西洋人企图扩大商业范围，以获得长远的高额利润；如果不诚实，恐怕影响日后交易，而自己堵塞了利润的来源，所以不得不诚实。这不是由衷的诚实，而是算盘上的诚实。换言之，就是日本人的气魄小而西洋人的气魄大。然而，不能因为西洋人是卑鄙的贪婪的诚实，而学习日本人那种露骨的不诚实。不论为欲或为利，必须老老实实遵守商业的法规，只有遵守法规才能进行交易，从而促进文明的进步。在现代的人类世界上，除了家庭和亲友之外，不论政府、公司、买卖、借贷、一切事物莫不依据法规办事。法规的形式或许有些是可鄙的，但是与无法规的害处比较，其利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试看目前西洋各国的情况，由于人民智慧不断进步，气魄也越来越大，好象天地之间，不论是自然界或社会上，没有任何东西足以限制人的思想，人可以自由地研究事物的规律，从而得出处理它的办法。对自然界方面，已经探索了它的性质，了解它的作用，并且还发现了很多根据其性质而控制它的规律。对社会方面，也是如此，由于研究了人类的性质和作用，已经逐渐发现它的规律，从而根据其性质和活动，将要逐步地获得控制的办法。其进步情况兹举例如下：法律严密，减少了国内的冤狱；商法明确，使人民感到方便；公司法合理，因而举办大企业者日多；租税法妥恰，减少了私产的损失；兵法精湛（虽是杀人之术）因而减少了战争之祸患；国际公法虽然还不周密，但是多少也起了减少杀戮的作用；国民会议可以限制政府的专权；著述和报刊可以制止强者的暴行；近来听说将在比利时的首都，成立万国公会以谋求全世界的和平等等。这些都是法制的日益周密和实施范围日益扩大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通过法制以实现大德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