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推翻幕府,恢复王室的原因,大约可以下列几件事概括一切。是不是武断,大家且去研究日本维新的历史,便可以明白了。
(一)德川幕府本身的腐败。
(二)幕府和各藩的财政难、幕藩武士的生活难。
(三)外国势力压迫渐烈,于是引起国民“攘夷倒幕”的感情。
(四)有力的雄藩,如长萨等,向来不满于幕府,久存待时而动的念头,又兼地理上和海外及京都的交通接近,所以成了“尊王攘夷”的重心。
(五)德川执政以后,古学派的神权王权思想的普及和汉学发达的影响。
以上所述的五个原因,如果一一叙述起来,绝非这一篇小论文所能尽,总之当时日本幕府和各藩的情形,已经是到了穷极必变的时代。即使没有外来的种种原因,幕府的权力和各藩的地位,已经要动摇起来了。恰好这时欧美的势力,很猛烈地压迫了来,青年的武士们,只要看见外国人跋扈、幕府退让,恨得了不得,就标榜一个“尊王攘夷”的旗号去反对幕府。我们试看几十年欧美人记日本当时情形的书,就可以晓得当时倒幕原动力的浪人,差不多很像是义和团一流人物。在这个时代,各国强迫日本通商的行动,也一天比一天激烈。“黑船”的威力,绝不是日本人的力量所能抗拒的。而且荷兰的兵学输入日本很久,日本人已经晓得外国是有学问有力量的。一面尽管说“攘夷”,事实上那里攘得来,于是在积极图强的必要上,当然更一面欢迎欧洲的学问。当时所谓“英学”“佛学” ,英吉利法兰西的学问的价值,渐渐的为一般人所认识。所以幕府一倒,“尊王攘夷”四个字的目标,就变成了“开国进取”。攘夷和开国是两个矛盾的倾向,而这两个矛盾的倾向,都是造成日本今日绝盛的基础。如果没有义和团的精神,绝不能造成独立的文化,这是我们所应当要晓得的。
倒幕府的事业是甚么人做的?就是那接受神权思想感化的武士。京都来的几个公卿,本来就不过是装门面的。甚么三条实美 、岩仓具视 ,不过是一般武士穿的号衣。这些武士们平时脑筋里面,装满了英雄思想。幻想中的模范人格,不过日本战国时代的所谓七雄八将。甚么丰臣秀吉的雄图,加藤清正的战功,塞满一头。在这一种下面来标榜起“开国进取”,这开国进取的意思,也就不问可知了。从前丰臣秀吉征朝鲜,他的目的,从答朝鲜国王书里面,可以看得出许多。我且把赖山阳《日本外史》所记的抄出来。
日本丰臣秀吉,谨答朝鲜国王足下。吾邦诸道,久处分离,废乱纲纪,格阻帝命。秀吉为之愤激,披坚执锐,西讨东伐,以数年之间而定六十余国。秀吉鄙人也,然当其在胎,母梦日入怀,占者曰:“日光所临,莫不透彻,壮岁必耀武八表。”是故战必胜,攻必取。今海内既治,民富财足,帝京之盛,前古无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满百岁,安能郁郁久居此乎?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诸藩,后至者皆在所不释。贵国先修使币,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会军营,以为我前导。
由这一篇拟史汉体的文章里面,我们不单可以看出秀吉的怀抱,也可以看出那时一般人的思想。我们可以断言,这一种气魄,这一种怀抱,是武家时代以前的人所决不会有的。而且当丰臣秀吉以前,日本国内统一之基未立,民族独立思想未成,中国的失败未著,都不会刺激出这种“问鼎之意”来。无论一种甚么思想,似乎是先时代而生,实则也都是后时代而起。精神物质,是一物的两面,过去未来,是一时的两端。时代的生活要求产生思想,思想又促进新时代的要求,如是推移,乃成历史。然而就我们中国民族想来,以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这样古的文化,不能吸收近邻的小民族,反使四围的小民族,个个都生出“是可取而代也”的观念,这是何等的可耻呵!
在日本维新前的“攘夷”思想,是外力的压迫逼出来的,前面已经说过了。外力的压迫,大体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北方俄国政治的压迫,一是南方欧美各国商船的来航。这两件所引起来的对抗思想,内容和方面,都有不同。由对抗俄国而起的攘夷思想是激越的、武力的,由对抗欧美诸国之航船而起的思想是打算的、经济的。这两个不同事实所引起的不同的倾向,其后在开国进取思想上的影响,也是不同。直至明治时代,支配日本国防政策、外交政策的北进南进两个潮流,也都和这两个倾向,成很密切的连带,是我们所不能不注意的。
那时候的攘夷论,是些甚么内容呢?我们也可以举几条文献来看看。
(一)肥后国细川山城守的上书中有一节说:
本朝自有大法,交易云者,不外通信,此外则一切皆当谢绝。
(二)佐贺藩主锅岛肥前守的上书中有一节说:
幕府之职,世号征夷大将军,此征夷二字,实为万世不易的眼目。当今太平日久,士气偷惰,正宜乘时奋发,耀威国外,乃足以挽回末运,奠定国基。
(三)川越藩主松平太和守的上书中有一节说:
凡诸外夷,对于皇国有敢为不敬者,允宜施以皇国武力,悉加诛罚,以光国威。
只此区区数节,也就可以揣测当时人的思想和知识了。在这样一种空气下面,最有力的刺激文字,就是宋明亡国的历史,蒙古满洲蹂躏中国的事实。一般有志气的人,时时把这一种事实,来鼓舞全国国民团结抵抗的士气。而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战争两件大事,更把日本全国的武士的热血,沸腾起来。一面以亡国的危险,警告国民,一面也学习不少的国际情形。所以中国在十九世纪初中叶所受外国的压迫,也是日本维新的大兴奋剂。梁川星岩咏鸦片战史云:
赤县神州殆一空,可怜无个半英雄。
台湾流鬼无人岛,切恐余波及大东。
山内容堂咏英法联军陷北京诗云:
谁教丑虏入燕城,八百八街膻气腥。
开帙独诵淡庵集,失声欲骂小朝廷。
这两首咏中国的诗,不用说是处处都对着日本当时的国情说话,想要鼓动全国士气的。幕府外受逼于外国的威力,内受逼于志士的责备,其非倒不可,实在已成了必然的事实。所以攘夷和倒幕,成了一桩事情,正和中国排满和排外,成为一个时代倾向,是完全一样的。
大家以为明治初年的征韩论,是萨藩西乡一派鼓吹出来的,其实不然。长藩里面的人,主张征韩,并不在萨藩之后。木户孝允 、大木乔任,并且是最初顶热心主张征韩的人。大木乔任有一篇文章《论日本国是》,说“世界各国,惟有俄国,是顶可怕的,是顶能够妨害日本大陆发展的。日本如果要在大陆发展,应该要和俄国同盟,中国的领土,就可以由日俄两国平分。”这个意见,木户孝允极力赞成,以为是日本建国唯一的良策。他这主张,还在西乡隆盛之前。不过后来大家虽是理想一样,政策上打算却不同。主张征韩的以为“国里面的封建制度废了,不赶快向外面发展,那些没有米吃的武士们,怕要闹乱子”。反对的人说,“日本国里面的政治,还没有改良,力量还没有充足,赶快要整理内政”。相差的地方,不过如此,并不是根本上有什么两样。
在这个时代,还有一般受了欧洲民权思想感化的人,晓得世界潮流,不是继续日本的法律政治,可以图国家发展。所以民权思想,就同“开国进取”的思想,同时并进。力量最大的,就是英法的思想。据明治四年统计看来,东京一个地方,教授英法文字的学塾,已经十有一所。合了兰学通算起来,有十九所。就学的学生,有二千多名。可见明治初年时代,外国文化输入的势力了。
我们将日本从封建时代变成统一时代的历史看来,有甚么感想呢?简单讲来,就是日本的改革,并不是由大多数农民或者工商业者的思想行动而起,完全是由武士一个阶级发动出来的事业。开国进取的思想固不用说,就是“民权”主义,也是由武士这一个阶级里面鼓吹出来的。还有一个最要点,就是“世界的人类同胞思想”,在前期和后期,都是由外来思想的感化而起。前期的“世界的人类同胞思想”,是由中国儒家思想给与一种政治和道德的世界大同理论。由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给与世界大同的信仰。然而这一个观念,在武家时代渐渐被日本民族优越的统治思想,压伏了下去。连奉中国文化为正宗,认中国为中国的意义,都被“中朝事实”那一种日本正统的神权历史学说压伏了。王道的政治理论,在乱时胜不过覇道的武力,也是必然的现象。这日本式的自尊思想,到得幕末时代,被欧美侵来的势力,又压迫出一个新体态来。民权思想和欧化主义,就是维新后的特产。这一种新的民权思想,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可以说是日本后期的“世界人类同胞观念”。一个闭关的岛国,他的思想的变动,当然离不了外来的感化。在他自己本身,绝不容易创造世界的特殊文明,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却是岛国的特长。我们观察日本的历史,应该不要遗漏这一点。
注:摘录戴季陶的《日本论》,可能是出版社不同,文字和其他版本略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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