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于幕末维新时期的西南强藩（长州、萨摩、士佐、肥前等），通过天保、安政年间两次重大藩政改革，增强了经济和军事实力，由此奠定了其雄厚的政治资本。综观其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三点：
（1）破除身份限制，大胆启用人才。一批擅长理财和近代军事技术的下级武士脱颖而出。豪农出身、熟悉经济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受到重用，参与藩政。例如西乡隆盛辅佐萨摩藩主岛津齐彬，桥本左内辅佐越前藩主松平庆永。
（2）鼓励商品经济，加强专卖制，统一藩内市场，自力更生，逐步转变为独立自主的藩领经济。
（3）大力改建近代军制。如1855年，长州藩设立“西学所”，研究西方军制，探索西方各国海陆兵制沿革、政事得失、人物善恶等情，以供海防之用。萨摩藩从1856年起，学习英国海军，建设水兵队。另又建造了洋式炮台。
藩政改革的成功与幕府改革的失败形成了鲜明对照。通过安政改革，西南雄藩的物产交易以长州的下关和长崎为中心而益发繁荣。然而西南雄藩的这种经济繁荣，必然要与幕府以江户、大阪、京都等“三都”为中心控制全国市场的传统政策发生冲突，从而导致幕府与雄藩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西南雄藩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促使其不再满足于外样大名的地位，反对幕府专制，渴望登上中央政治舞台分享政权，实现权力再分配。于是兴起了要求“强藩和议、改革幕政”的雄藩联合运动。
起初，雄藩通过“开国”和“将军继嗣”两大问题干预幕政，随后在尊王攘夷运动的潮流中被推上了中央政界。虽然雄藩中的尊攘派是其进入中央政界的推动力，但雄藩的主流上层却坚持公武合体的方针。不过雄藩的公武合体与幕府的公武合体政策不同之处在于，幕府为了强化幕权，而雄藩则主张以朝廷为主，幕府应处于从属地位，然后在两者之间谋求自己的发展空间。
“尊王论”和“攘夷论”本是源于儒学的“名分论”的两种不同思想。“尊王论”确立于江户初期，江户中期后，随着幕藩体制矛盾扩大，国史研究和国学的发展，“尊王论”逐渐有了现实基础。到了江户末期，后期水户学和平田国学进一步发展了“尊王论”； “攘夷论”起源于儒学的“华夷思想”。幕末幕藩体制矛盾的激化和外来入侵，促使两者结合起来，成为幕末政治运动的一大潮流。最初并无倒幕色彩，相反是为了加强幕藩统治。然而在“安政大狱”之后，藩政改革的幻想被无情打碎，“尊王攘夷”演变成了由天皇取代幕府成为新政权核心的一面倒幕大旗。樱田门事件之后，“尊王攘夷”由理论变为下级武士、浪人的实际行动，从此草莽志士开始越过大名走上政治舞台。
尊攘派向公武合体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主要战术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攘夷事件使屈服于西方列强的幕府陷入困境。1860年12月在三田刺杀美国使馆翻译休斯要；1862年5月，英国水兵被杀（“东禅寺事件”）；8月21日发生了“生麦事件”，即在神奈川的生麦村，4名英人因骑马穿越萨摩藩主的父亲岛津久光出行的行列而被藩士杀死一人，刺伤两人；12月，长州藩的高杉晋作、久坂玄瑞等放火焚烧正在江户品川兴建的英国公使馆，等等。
尊攘派还通过恐怖手段打击公武合体派。幕府老中安藤信正推行“公武合体论”，迫使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下嫁将军德川庆福，企图借天皇的权威来恢复幕府权力地位，招致尊攘派的激愤。宇都宫藩的大桥讷庵积极策划反幕斩奸活动，准备刺杀老中安藤，后因事泄被捕。但水户浪士为中心的尊攘派武士7人，在1862年1月，利用安藤登城的机会，在江户城坂下门外进行伏击。安藤虽仅背部受伤，并无生命危险，但此次“坂下门之变”沉重打击了以幕府为主导的公武合体运动。
1862年７月长州藩召开的藩政会议上，尊攘派领导人久坂玄瑞等成功地使藩政方针由公武合体宗旨转变为“奉敕攘夷”，将长井雅乐为首的公武合体派上级武士逐出藩政府。长州藩遂成为尊攘派的基地。激进派少壮公卿的登台，从而使朝廷内的尊攘派得势，公武合体派势力开始消退。
幕府迫于形势，终于决定遵奉攘夷敕旨。长州藩率先响应，炮轰下关的美国商船和英法军舰。7月爆发英萨战争。武装斗争使尊攘运动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然而尊攘运动的发展，令幕府诸侯深感恐惧，连尊攘派所倚重的孝明天皇也开始动摇。双方串通一气，由幕府与公武合体势力联合发动了1863年8月18日政变，驱逐了京都的尊攘派势力，掌握了政局的主导权。
以幕府为中心的公武合体运动，主要是为了强化幕府统治，为此，他们于1860年5月策划了皇女下嫁将军的计划。同年10月得到敕许，实现了孝明天皇之妹和宫与十四代将军德川庆福的政治联姻。
以雄藩大名为主导的公武合体运动，主要是想利用天皇的权威以实现藩政改革，进入中央政权而分享权力，同时联合整个幕藩领主阶级，共同克服内外危机，以维护封建统治。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长州藩的长井雅乐和萨摩藩的岛津久光。
长井雅乐作为长州藩的“直目付”，早在1861年4月向藩主毛利庆亲提交了《航海远略策》建议书，指出：毁约攘夷不过是血气方刚的暴力论；开国进取乃是自古以来的国策；公武合体可望国内和睦；须伸张国威于海外等。这是明显的“公武合体+开国论”。
长井奉藩命进京游说，周旋于公武之间，受到朝廷和幕府双方的欢迎。岛津久光是萨摩藩主忠义之父，作为国父掌握实权。1862年，久光为实现“公武合体”而率兵进京，一方面利用“寺田屋骚动”镇压尊攘派，一方面侍奉敕使大原重德赴江户，逼迫幕府实行幕政改革。结果实现了一桥庆喜就任将军后见职，松平庆永任政事总裁职。
1863年幕府在尊攘派和朝廷的压力下，被迫决定攘夷。公武合体势力一度处于劣势。“八·一八政变”后，公武合体派重新得势。1863年底到1864年初，一桥庆喜、松平容保、松平庆永、伊达宗城、三内容堂、岛津久光等公武合体派强藩大名组成“参与会议”，但由于雄藩与幕府的权力争夺和萨长同盟，不久便分裂解体。公武合体运动趋向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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