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和武士社会的传统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正式引进西方文化，所谓文明开化得以进展，形成了近代日本的基础。从幕府时代起，幕府以及藩就热衷于引进西洋文化，并创办学校，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幕府在安政四年（1857年）开设了名为蕃书调所的新式学校，学校后来被改为开成所，与医学所合并，在明治十年（1877年）成为东京大学。此外，萨摩藩在嘉永六年（1853年）创设了实验工厂“集成馆”。那正好是培里来日的那年，当时的藩主岛津齐彬（1809-1858年）不仅在集成馆建造了反射炉，还制造了玻璃以及陶瓷器。岛津齐彬死后，集成馆生产一度中断，但从元治元年（1864年）起改为军工厂，制造大炮、枪支、船舶。除此以外，佐贺藩在嘉永五年建成的反射炉也很有名。幕府曾经命令代官江川太郎左卫门（1801-1855年）在伊豆韭山建造反射炉。像这样，西洋的科学技术被引进到以军事为中心的各个方面。武田楠雄对日本在引进西洋科学技术时西洋科学技术与日本传统技术的关系很有研究。毋庸置疑的是，在明治维新以后，在政府的鼓励下，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各种技术得到了显著发展。

在东亚各国，只有日本在引进西洋文化方面如此迅速。关于其原因，近些年来因为在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现代化、工业化也取得了成功，所以有人认为在儒教文化圈存在现代化的共通点。然而，日本虽然接受了儒学，但与中国以及李氏朝鲜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如前所述，儒学因为作为学术以及思想传入日本，即便在道德方面产生了影响，但因为没有引进同姓不通婚那些儒学的礼法即社会制度，在那样的意义上，不妨认为日本没有真正进入儒教文化圈对当时日本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日本，存在从镰仓时代持续到江户时代的武士政治。说起武士政治，容易给人以军事政权的印象，但那在日本具有相当独特的性质。武士身份本身，正如从统治者以及领主这些观念所联想到的那样，那并不是特权阶级。武士的存在意义在于实行军事上、政治上的各种国家义务（“役”），武士的社会制度也以此为基础，要求髙效率和简朴。从儒教本来的观点来看，应该建立起井然有序的官僚组织，而在武士时代，却发展了以实用性、效率性为重点的日本独特的政治组织。即便就武士个人的生活方式而言，且不谈剑术，在修筑城墙等场合也必须拥有技术知识。对武士来说，具有实际技术人员的技能比具有文人的文学以及哲学等教养更为重要。不妨认为，在引进西洋的近代科学技术文明时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正是这种武士社会的状况。从儒学的角度来看，正如《孟子》中所说的那样，“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也就是说，儒学认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是统治者，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技术人员）身份低是天经地义的。与这种传统观点相反，武士与其说是知识分子，还不如说更接近技术人员。即便在现代日本，毕业于工学院的人（工程师）在企业以及政府机关的地位且不说与东亚相比，即便与欧洲以及美国相比都要高。不妨认为，那是因为武士社会的传统在某些方面依然持续着。

当然，只凭借传统观念还不能引进西洋文明，因此传入了新的近代观念。被称为明治初期启蒙思想的便是那种观念，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以及《劝学篇》等便是那种思想的代表。《劝学篇》由十七篇构成，从明治五年到九年陆续刊行，获得了大量的读者。有名的“天不造天上之人，不造人下人”这种平等主义的主张常常作为打破封建社会歧视的崭新观点而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当时的人并没有将它作为特别令人震撼的主张来接受。虽然江户时代根据等级不同职责也有所不同，但基本上认为人是平等的，因此并没有特别强烈的不相融的感觉。另外，“一身独立，一国独立”这句福泽谕吉的话与明治初年的畅销书之一《西洋立国篇》（明治四年刊）有共通之处。那是由中村敬宇（正直，1832-1891年）所翻译的英国的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 1812-1904年）撰写的《自助论》，该书汇集了西洋的有志气、克服了重重困难的人物的传记和故事。“天助自助者之谚乃确切经验之格言也。……大凡自助之精神者由人之才智所生规则也。若推而言之，自助之人民愈多，则邦国必振兴，精神强盛。”也就是说，即便有才能和素质，但如果没有凭借自己的力量生活下去的精神，他的才智也得不到发挥。如果从欧洲本来的个人主义的观点来看，自立的精神当然是必要的，正如认为那符合神的意志一样，让人觉得与基督教的立场有关联，但在这里看不到那样的观点。福泽谕吉、中村敬宇都主张自立的精神对日本国家的独立、发展有益。可以说，在明治初年肩负日本未来的那些人的观点在上述著作中很好地体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