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危机（三）尊王攘夷与倒幕

尊王攘夷

“安政大狱”后，改革幕府并以幕府为中心实现全国一致，这一条改革派大名要走的道路完全被幕府自身堵死了。同时，有作为的大名站在最前面领导改革幕府政治的阶段也结束了。以前是辅佐大名并在他们之下活动的藩士、浪人、地主以及商人出身的进步派——从形容词的角度也可以说是革命派——不拘泥于各自主君的异同，志同道合地集结起来，跨过大名，开始在政局的第一线大显身手。就这样，这些志在改革的人就称做“志士”。

他们跨过大名，在政局中崭露头角的最初的戏剧性事件就是，公元1860年3月3日（旧历），在春雪纷飞的江户城樱田门外，水户与萨摩两藩的浪人集团刺杀了井伊直弼大老。其后，以出身于萨摩、长州与土佐三藩的人为核心，全国志士的跨藩的合作，在各种机会以各种形式发展起来了。

他们的共同口号就是“尊王攘夷”。这句话早就出现在水户藩的热烈的尊王攘夷论者会泽安的《新论》（公元1825年）中，它本来是出自朱子学的“大义名分，华夷内外”论的维护幕藩体制的，丝毫无反幕府的含义。就在佩里驶来日本后，通商条约签字与安政大狱以前，如上所述，是对外开放还是攘夷，并不是划分现实政治战线的中心问题，改革幕府政治还是保守，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然而，当幕府独断专行地决定对外开放以后，在现实政治上，对外开放论必然成为维护幕府（佐幕）派，而攘夷则就成了反幕府派。反之，佐幕派尽管并不情愿，但也只好承认对外开放的现实，而反幕派，就是从战术上来说，也就不能不成为攘夷派，而“尊王”则又成了责难幕府不经“敕许”就在条约上签字的武器，于是，它与攘夷结合起来就成了反幕府的“尊王攘夷”。

这些志士如果是反对一切封建特权与封建剥削的人民群众的革命领导者，就会以人民革命的思想与幕府折磨人民、危害民族独立的行为斗争的，但，幕末的志士并不是这样的革命家，他们或者属于武士阶层，或者是地主、富农、批发商、工场手工业资本家以及与这些人相连结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是反对领主权力与当权者的门第制度的压制并且是要求进步改革的人民之友，但同时他们本身毕竟是封建统治剥削者中的一员。因此，他们不能达到人民革命的思想高度，为奠定反抗幕府与藩的当权派斗争的思想基础，就只能依靠对天皇这一最高封建权威的忠义即尊王逻辑了。

虽说是反幕府，但也并非是立即要推翻幕府，在这一阶段，志士的“尊王”，只是在天皇之下，实现幕府与各藩的全国一致，仍处在18世纪后期山县大哉和竹内式部所持主张的延长线上。倒幕论并非直接出自尊王论，而是出自攘夷论。为了实施攘夷，才要推翻幕府，建立新的中央政权。

攘夷论是从将军与天皇一直到各藩下级武士等一切武士所本能具有的封建排外主义，朱子学的华夷内外论使它合理化，再加上日本国学所渲染的日本是神国这一思想，就更使它变得激烈。另外，随着对外开放以及开始对外贸易，武士的生活困难日益加剧，武士阶层的攘夷排外主义就从思想问题变成现实生活问题而更加激化。从而，理所当然地加深了对于把夷狄引入日本的幕府憎恨。

部分处于领导地位的攘夷论者从一开始就有着保卫民族与爱国主义思想。例如吉田松阴的门生高杉晋作，公元1861年旅行到中国上海，看到该地变得如同英法殖民地而痛心，遂决意为日本的独立而斗争，并深感清国的“固陋”，招致了 “自灭”，因而就必须引进“外国日新之学”。他回国后，就变成长州攘夷派的急先锋，并火烧了江户的英国公使馆（公元1862年末）。他们的首领桂小五郎（木户孝允）在事件发生后就曾表示，这事件的真正目的就在于使屈服于外国的幕府陷入窘境。高杉晋作的同道久坂玄瑞，对对外开放贸易的必要性是十分清楚的，但却反对屈服于外国的幕府实施的对外交通贸易，而倡导攘夷。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为维护幕藩体制而攘夷的愿望是绝对不同的。

倒幕

开港后的两三年间，以物价上涨与经济混乱为背景，攘夷派袭击外国公使馆人员与日本商人的事件接连发生。在这期间，尊王攘夷派的领导者们，为断然进行攘夷，开始策划推翻幕府了。幕府为“公武合体”，而迎了当时天皇（孝明天皇）之妹和宫为将军德川家茂的夫人。尊王攘夷派认为这是将皇妹做人质，非常愤慨。大桥讷菴等关东地方的志士集团，为推翻幕府而谋划起兵。公元1862年元月，在未及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数人就在江户城坂下门外袭击了首席老中安藤信正（失败）。同一时期，以萨摩的有马新七等为核心的九州各藩的志士寄希望于热烈的攘夷主义者、萨摩藩主的生父岛津久光，并想拥戴他起兵推翻幕府。然而，岛津久光的攘夷主义，目的是维护封建秩序的，他为藩士们破坏身份等级制而气愤，公元1862年4月，遂指使家臣将正在京都郊外伏见的旅店“寺田屋”集会中的有马新七等刺杀（“寺田屋之变”）。

“寺田屋之变”教育了志士们，对诸侯是不足以信赖的，于是，他们就把最大的希望寄托于天皇。各地的志士们遂陆续汇集于京都。其中还包括信州伊那谷的富农、兼为生丝批发商与酒坊家的主妇松尾多势子。她把生丝交易地作为联络点，充当了志士们的秘密联络员。长州的久坂玄瑞、土佐的地主并为农村武士的武市瑞山等则被尊为全国志士的领导人。政治中心现在已由江户移到了京都，尊王攘夷派终于通过朝臣三条实美等疏通了宫廷，下令幕府要决定封锁港口与攘夷的时间，并断然实行之。另一方面，志士们又大肆张贴布告与散发传单，诉诸群众称，今日生活困难唯因夷狄，是引入夷狄的幕府之过，以此来争取支持者。他们还对幕府官员与贸易商人大施恐怖行动。其目的就在于向敌人示威，对群众进行攘夷主义教育。

幕府终于答复朝廷说，定于公元1863年（文久三年）5月10日为开始攘夷的日期。该日，在攘夷派的据点长州，突然向毫无所知的正在通过下关海峡的美船开炮。其后，又炮轰了英法军舰，气势振奋起来了。及至6月5日法舰队前来报复时，长州却不堪一击地大败下来。但尊王攘夷派的士气却愈加旺盛，高杉晋作已身居藩的要位，他从下级藩士以及农民与町人的志愿人员中筛选后组织起名为“奇兵队”的新军，并允许全民自由武装以迎击外敌。

7月萨摩藩在鹿儿岛湾打退了英舰队的进攻。上一年8月，岛津久光一行从江户返回本藩途中，在横滨郊外的生麦村（今之市内）刺伤了骑马散步中的三个英国商人。为要求解决这一“生麦事件”，英国派出了 7艘舰船组成的大舰队。萨摩藩与其交战后，鹿儿岛市街大半被烧毁，但是也使敌方受到很大损失，并迫使其撤走。

尊王攘夷派的气势日益高涨。他们为组建号令全国断然实行攘夷的中央政府，而想拥戴天皇起兵推翻幕府。但天皇的攘夷主义与岛津久光一样是嫌憎扰乱封建秩序的志士们的。因而，天皇背地里与幕府进行合谋。于是，8月18日，幕府一方先发制人，将尊王攘夷派统统赶出京都。三条实美等七个朝臣公卿也不得不落荒逃至长州。在这以后，土佐的吉村寅太郎等在大和的山区，筑前（国）的平野国臣等在但马的生野，都是由少数同道者起兵图谋推翻幕府，但皆因未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都被轻易地镇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