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53年6月来日本递交国书的美国海军准将佩里，果然在八个月后又带着更大的舰队来了，强迫日本签订了《日美和好条约》，或称《神奈川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对美国船只开放下田和箱馆（今函馆）两港；今后日本给予别国权益时，也应无条件地给予美国；美国可在下田设立领事馆。接着，英、俄、荷各国也迫使日本签订了大致相同的条约。
1856年，曾在中国当过领事的哈里斯作为美国首任驻日总领事来到日本。他对幕府进行了很多“开导”，强调立即签订通商条约的好处必要，幕府只是不允。最后，哈里斯恫吓说：“我所以特地来江户签订通商条约，完全是为了日本，而现在却遭到敌对的、形同囚犯的待遇。日本如果处处采取锁国态度，我断然回国。那时，代替和平使者而来的必然是大炮和军舰”幕府顶不住这样的威胁，1858年6月终于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和贸易章程。英、法、俄、荷等国又依例签订了相同的条约。按条约规定，开辟神奈川、长崎、箱馆、新泻、兵库（今神户）、江户、大阪为通商口岸。这些条约用签订在安政五年，故也称“安政条约”。1860年，日本又被迫与英、法、美等八签订《长崎租地规则》。1862年和1864年又分别与英、法签订《伦敦备忘录》和《巴黎协定》。1866年，英、法、美、荷四国以联合舰队威逼日本签订《改税协定》，把鸦片战争后强加给中国的“值百抽五”的低税率又强加给日本。这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严重地破坏了日本的主权。
列强还利用幕府的腐败无能，取得了在条约中没有规定的驻兵权。从1863年起，英法借口保护居留地，调集军舰十余艘进驻横滨，常驻水兵近两千人，横滨简直成了英法的军港。徳川幕府想在横滨修建炮台却遭到英法的蛮横干涉而只好作罢。
俄国瓜分日本领土的野心最大。1861年3月，俄舰“鲍萨托尼克”号侵入对马的芋崎，以“修理军舰”为名，建造永久性营房等设施。他们蛮横地声称：“按照俄国的习惯，在提出要求三十天后还没有结果的话，我们就可以随便行事了。”他们无视对马藩当局的抗议，肆意测量水域，乱伐山林，实弹射击，甚至索要妓女。当地人民忍无可忍，在青年农民安五郎的领导下，对沙俄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再说英国，也早已垂涎对马。而美国则想把它作为列强共管的“自由港”。看到沙俄首先下手，英国便出动军舰干涉。最后，在日本人民的坚决抗击和英国的干预下，俄舰才被迫撤走。对马事件表明，外国侵略者有着直接抢占日本领土的野心。
在经济方面，随着1859年正式开港贸易，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大批向日本倾销，日本的农产品等原料也源源运往国外，这对日本的经济不能不产生影响。例如棉布、棉纱、食糖的进口，打击了日本本国的生产。而生丝的大量出口，使国内丝织业出现了危机。西阵和桐生的传统丝织业生产难以维持；桐生一千五百名织工无法生活，派代表请愿，要求幕府停止出口生丝。西阵的丝织行诉说，因缺乏生丝，连供应将军着用的料子也织不出来。由于条约规定洋银可在日本自由流通，西方侵略者就在日本大搞黄金投机。当时日本国内的金银比价为一比五，而国际市场则为一比十五，于是从西方来到日本的“公使、领事、海军官佐以及商人们几乎人人都搞这种（套购黄金的）投机事业，致使日本的黄金外流异常迅速”（泰勒·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幕府为了限制外国水兵兑换日本银币套购黄金，便规定每人每天兑换的数量，于是水兵们便开具假名单，随意捏造名字以便多换。名单中居然出现了“南逊斯·安德·弗凯姆商号”（混蛋与小偷商号）、“斯努克思”（骗子手）、“保休”（嘲弄者）等充满讥讽挖苦意味的“名字”。就这样，开港贸易仅半年的时间，日本黄金外流了一百万两。加上出口剧增等情况，导致了日本物价的暴涨，整个经济陷于混乱中。
经济的破坏，造成了包括下级武士在内的人民生活的更加困难，也使得幕府和各藩的财政更不景气，为了缓和经济危机和加强军解力量以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封建统治者大批购买武器和军舰，甚至以主权作抵押，来求得列强的帮助和贷款。据统计，明治维新后政府承认的各藩外债包括利息在内共计四百多万元。借款中有许多是政治色彩极强的抵押借款，例如，水户藩借荷兰商人洋银十万元，以福山、江剌两港税收作担保。幕府为了取得法国的贷款，宁愿由法国来垄断日本的对外贸易，并准备出卖北海道的森林、矿山开采权，只是由于1866-1867年的经济危机和幕府的迅速垮台，这个计划才未能实现。
总之，日本在开国以后，很快濒临于西方列强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边缘。正如后来明治维新政变时发布的《王政复古大号令》所说，是陷入了“前所未有之国难”。或者如当时人所说，开国后“皇国日益疲敝，就象是得了痔病”。这种民族灭亡的危险，呼唤着日本人民起来为挽救民族的命运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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