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幕府的覆亡（一）西方列强与不平等条约

18世纪及19世纪交汇之际，由欧美前来的捕鲸船、商船、炮舰相继出现在日本水域，次数日增，而且不断提出许多要求，令日人疑惧。日人的猜疑并非完全没有理由，西方列强事实上是国家强权的象征，亦代表资本主义及民族主义革命，这些革命已在欧美进行，亦逐渐伸展到其他地方，最后要彻底改变整个世界。日本亦无法摆脱此种命运，它们把日本的一些本来只不过是陈年旧账的问题引爆成一场革命。维持德川秩序的人面对这些问题已有数百年，每当遇上社会中农民及武士间的不满或财政危机时，将军及诸大名都会运用其库藏解决，尚能勉力稳住大局。但在这趟浑水中却来了一些不知所以的外国强权，挟其军事、经济及文化的优势，要求一种闻所未闻的新式国际秩序，德川幕府的统治合法性因此突然受到质疑。

幕府虽面临重大威胁，但它仍一度有挺下去的可能。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幕府曾尝试推动军事改革，调整江户与各藩间的关系，接受最新科技。但驻日外交人员却各怀鬼胎，英国表面上中立，私底下却与反叛的外藩暗通款曲，有部分英商甚至直接援助诸大名；法国则支持德川改革者，希望借此扮演一个主导角色，把日本整合到西方的外交及经济圈。

结果还是英国人比较善于运筹帷幄，决算千里。幕府倚赖旧秩序太深，无法摆脱其沉重的传统负担，至于各外藩大名，他们虽与幕府同样小心翼翼，有时甚至会镇压藩内反叛者，但在关键时刻，外藩仍敢支持较富创造性的人。这些人多半来自低下阶层，自命不凡，勇于行动。他们揭橥“尊王攘夷”大旗，逼幕府交出大权，最后发动近代史上最伟大的革命。

一、西方列强与不平等条约

第一个重新对日本产生兴趣的西方列强是俄国。到18世纪80年代，俄国探险家便到达西伯利亚东部的广大林区，猎人与商人的活动亦遍及库页岛及千岛群岛北部，甚至涉足北海道，俄国政府亦对沿海地区进行探测。1792年及1804年，俄人进一步前来北海道及长崎，要求幕府给予通商权利，但幕府委婉地拒绝所请。这只是一个前奏，此后数十年间，类似要求接踵而至，间或出现武装冲突。1806-1807年，俄国海军便曾攻击日本人在北海道、库页岛及择捉岛上的殖民区。

一年之后英国亦加入这个需索行列，1808年，英国战舰“马车”号进入长崎港，宣称当时英国正受拿破仑封锁，要攻击港内荷兰人。1818年，英船开进江户附近的浦贺湾（今千叶半岛西部），但幕府马上拒绝其通商要求。为应付此等不速之客，幕府在1825年发布《异国船打拂令》，凡外国船进入日本海域者，一律以武力驱逐，这是实行锁国政策以来最严厉的一次规定。1837年，美船“莫里森”号前来，本拟提出同样要求，却遭无情炮火轮番轰击。1844年，在长崎进行贸易多年的荷兰人，在其给幕府的年度报告中附上荷兰国王威廉二世致幕府的书信，信中指出世界形势已变，西方的外交体制及通商活动遍及全球，日本将无法独善其身，应积极参与。

震惊中外的鸦片战争成为荷兰人书信的一个有力注脚。1839年，由于鸦片为害甚巨，中国政府曾尝试禁止此种贸易，但英国借口保卫“自由贸易”，发动战争。1842年，中国终于屈服，在《南京条约》中，中国被迫开港通商，并接受英国人建议的关税率，英国人亦在中国领土上获得治外法权，其子民在华若有法律纠纷，会由英国官员处理。凡此种种，均开以后日本对外关系的先河。

当得知鸦片战争的消息时，部分日人深为忧虑。幕府老中水野忠邦（1794-1851）便表示：“战争虽发生于国外，但于我邦仍是一种示警。” [1]然而德川官员并未接受荷兰人的劝告，无意为躲避战争而缔约通商，不过他们仍采取了一些新措施。1842年，幕府放宽了1825年的《异国船打拂令》，规定西方船只若因海难进入日本水域，当地官员可以提供燃料及食物，并保护他们平安回到海上。除此之外，幕府亦接受水户藩等改革者的建议。阿部正弘（1819-1857）在1845年出任首席老中后，便开始在幕府要地建立海防，他亦容许其他大名发展军备。

幕府对列强压力的响应并未能纾解困厄，反而削弱了其地位。因为当时日本政坛有些政治活跃分子正崭露头角，幕府的措施强化了他们的国家意识。事实上，鸦片战争证明了他们心中最害怕的状况，来自西方的蛮夷贪得无厌，他们不但要通商牟利，更要掠夺领土。在此种情形下，日本似应仍坚守原来的锁国政策，但从现实层面考虑，避免战争是当时较合理的选择，可以让幕府及诸大名有时间巩固防务。因此幕府对列强应至少做短期让步，不能死硬锁国，否则无法马上输入西方科技，作为国防之用。幕府是以处在一个进退维谷之境，若采取强硬立场，则必须马上面对战争；但若要争取时间建立国防，则又显得懦弱怯战。

从今天的角度看，当时日人所提的各种攘夷理论似是废话，极不理性。至少在亚洲，西方列强并非以征服为唯一目标，他们更看重商业利益，而非领土。但日本人的恐慌性忧虑亦非全无根据，西方的自由贸易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建基于一种自以为是的道德信念，凡所到之地，绝对不肯让步，在必要时候，亦会毫不客气地实施殖民政策。因此德川时代日本人的看法也有其道理，他们认为西方夷人所贩乃奇技淫巧，得之无所益，失之亦不足惜，故列强的到来的确威胁到他们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实际生活还是政治生活，日本都将面临新变化，从此走上一条不归路。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Perry）来日，带来了西方列强历来最明确有力的信息：若不愿和平签订商约，则只有付诸武力一途。佩里之行是美国向西扩展的里程碑。首先是美国的捕鲸业已竭尽大西洋的渔获，当时正进入太平洋深处的渔场；其次是美国在1848年美墨战争中取得加利福尼亚州后，对太平洋商业及军事上的野心油然而生，甚至有意与英国竞一日之雄长。不过佩里当前最迫切的需要，则是要日本保证出售煤炭给美国海军，并为捕鲸业者提供补给港口。

佩里1853年7月的东京湾之旅及翌年的重访日本，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其过程既有趣，亦处处存在沟通问题。当佩里在1854年重访日本时，日本人为其举办相扑游戏，目的是向美国人示以兵威，但美国客人却毫不在意。其中一位客人在其日记中描述，相扑是个“挤推、叫骂、拉扯、呼喊、扭打和蹦蹦跳跳的玩意，但看不出他们要干些什么”，因此他下了一个结论：“这玩意是要展示力量，但毫不成功，我只看到一两个扑跌。我所认识的摔跤手很多块头只有一半大，但他们若看见这些比赛，一定会捧腹大笑。”另一方面，美国人亦力图展示西方最新科技，其中包括一辆比例1:4的火车头及一道全长约113米的圆形火车轨：“蒸汽在冒升，一个工程师已登上驾驶室，而幕府派来的官员亦已就位车厢中，火车风驰电掣，时速达每小时约30公里。” 日本官员的长袍在风中翻飞，据说他颇惬意于此次火车之旅。

上述事件无法掩盖佩里是一个硬绷绷且毫无幽默感的人，他在1853年7月离开日本前，留下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表示会再回来等待回复，信上说：“敝人为示友好之意，是次只带同4只小型战舰，明春再回江户时，若有需要，必会带同更大型的舰队。” [4]佩里之行引发江户内外的恐慌，它亦促使幕府做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即为了向美国让步以避免战争，幕府必须取得国内共识，因此幕府下令各大名以书面形式提出应付美国人的最好办法。

1854年初，佩里如约率领9条战舰重回日本，其中3条是蒸汽船。幕府同意美国船只可以停靠在较偏远的下田和函馆，美国亦获准在伊豆半岛南端的下田设立领事馆，这个所谓《神奈川条约》亦陆续适用于法国、英国、荷兰及俄罗斯等欧洲列强。不过幕府仍不肯答应马上开港通商，然而西方各国仍锲而不舍，继续要求。美国首任领事汤森·哈里斯在1856年到下田履新，他恐吓幕府，表示若不答应美国的商约要求，英国可能会提出更苛刻的条款；若幕府同意其所请，它可以成为各国仿效的模式，这样反而有利于日本。

1858年7月，美国终于不费一枪一弹，与日本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其内容大致与中国在鸦片战争后所订条约相仿。幕府官员了解到国内政敌会趁机大肆攻击，不过他们认为除此之外别无他选；若诉诸战争，不会有什么效果；若寄希望于新的谈判对手，要求也不会变得更宽容。

《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内容包括开放8个通商口岸，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放弃关税自主权，亦允许条约港口的治外法权。条约中硬性规定进出各条约口岸货物的通关税率，日本政府以后无权更改；外国国民若在日本触犯法律，会在领事法庭审判，审判法官是外国人，所用法律亦是外国法律，这通称为“治外法权”。幕府其后与其他西方国家订立相同条约。

这些“不平等条约”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层面来看都可以说是国耻。如果要找些光明面，则只是美国同意日本的要求，不进行鸦片贸易，贩卖者会受法律制裁，而英国亦不反对此项约定。假使鸦片能自由进入日本，日本历史的进程也许是完全不同的面貌了。虽然如此，这些“不平等条约”仍置日本于半殖民地地位；从法律角度而言，日本在政治及经济上均成为外国政府的附庸。在此后数十年间，屈辱事件层出不穷。很多令日人愤恨的罪案，其结果大多是罪犯从轻发落，甚至无罪释放。在19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全国报纸的版面中常会出现很多令人气愤的新闻，例如强奸者无罪、伤人者获开释，等等，每一次的事件都严重打击日本人的自尊心，这亦可以说是损害日本主权的另一种方式。

但如果说“不平等条约”所践踏的民族尊严及主权早已存在于日本1000多年的历史中，这种看法则是错误的。事实上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创立并不早，它是在19世纪初至60年代间洋人势力东渐后，在日本与其不断交往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在此期间，从幕府官邸、大名城堡以至各个私人学塾中，关怀时势的武士希望从历史及时政的辩论中找出对策，由此一个新的“日本民族”的概念才得以慢慢形成，成为守护以及统治的对象。另一方面，德川幕府一向宣称的只有它才是日本的正统“守护神”这种观念亦日渐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