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杉晋作：从中国带回来的教训

高杉晋作 1839年-1867年

幕末尊王攘夷运动领袖之一。创设“奇兵队”等武装，在倒幕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千岁丸”起航，高杉晋作就开始生病。航行中遭遇狂风暴雨，同行者都很悲观，认为凶多吉少。但是高杉仍然坚持每天写日记，并详细记录经纬度和航海技术，为后人留下了关于日本近代第一艘派往中国的官船 “千岁丸”的翔实资料。

“千岁丸”是一艘载重量为358吨的三桅木造帆船，原名为“阿米斯迪斯”（Armistice），是日本花费洋银三万四千枚从英国人手中购买的。1862年5月29日，幕府派该船驶往上海。船长和主要船员均为洋人，船上共有51位日本人，除了幕府官员，还有不少各个藩国选派的青年藩士，高杉晋作来自长州藩。

历史上中日两国曾有长期的交流来往，但是自17世纪70年代江户幕府禁海之后，两个多世纪里日本船只再也没有到过中国。“干岁丸”既承担着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任务，也肩负着收集中国信息的使命。

上海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批对西方列强开放的门户，日本由此也把上海看作是距离西方最近的地方。经过8天的艰苦航行，“千岁丸”终于驶近上海港，眼前的繁荣景象让高杉晋作大开眼界。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此乃中国第一繁盛海港，欧罗巴诸邦商船军舰数千艘停泊于江上，桅樯林立，填满津口。陆上则有诸邦商馆，粉壁千尺，殆如城郭，其雄大壮伟，笔纸难以表述。（冯天瑜著《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

当时高杉晋作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武士，但是这个23岁的年轻人“好读书，漫游天下，访奇人伟士”，热切地寻求富国强兵之道。上海外滩洋行云集，外国商船在黄浦江来来往往，这一景象震惊了高杉晋作。可是，当他上岸漫游上海城内外时，很快就见识到了光鲜背后的肮脏无序——

上海市坊通路之污秽难以言说。小衢间径尤甚，尘粪堆积，无处插足，亦无人清扫。或曰，出市街即为旷野，荒草没路，唯棺椁纵横，或将死尸以草席包裹，四处乱扔。炎暑之时，臭气熏鼻。清国之乱象，由此可知。（日比野辉宽、高杉晋作等著《1862年上海日记》）

高杉晋作喜欢中华文化，汉诗写得很漂亮。可是眼前的中国与他想像的文明大国完全不同，不但街衢航脏，而且人民吸食鸦片，士兵敝衣垢面，枪炮粗陋，在庙里栖身，而军械先进的外国军队则自由行动，这让高杉晋作极度失望。

对上海的情况详细考察以后，高杉认为，上海外滩之所以繁盛，“皆因缘于众多之外国人商馆，城外城里亦多外国人商馆”。他注意到，中国人到处被外国人牵制着，“英国人、法国人在街上行走的时候，中国人都躲到道路两旁为他们让行。事实上，与其说上海是属于中国的土地，还不如说是英法两国的殖民地。在距上海1200公里的北京，中国的威风可能仍然存在。但是，提起我们所在地的上海简直是惨不忍睹。这让我想起吕蒙正向宋太宗进谏时所说的‘以亲近，不及远，岂不宜也’的名言。”

高杉晋作不仅为中国感到悲哀，更为日本的未来忧虑，“虽然说我们是日本人，但是对于如此的局面也应该关心留意。因为这并不仅是中国一国之事。”

在高杉晋作看来，中国自古英雄辈出，节义之道也非常贤明，为甚么会衰微到如此地步呢？综合上海的所见所闻和来自北京的各种信息，他得出的答案是，“他们不能制造凌驾万里波涛的军舰和制敌于数十里之外的大炮；他们国家的志士所著的《海国图志》等已经绝版，只提倡固陋偏颇之说，因循守旧，苟且懒惰，空度岁月；他们只想着天下太平，没有改变方针政策去制作军舰大炮来防敌于敌国，所以才落得如此衰败之境地。”

高杉晋作眼睛里看到的是凋敝的中国，心里想的则是自己的祖国。8月3日，千岁丸启航回国。在返航的日记中，高杉晋作总结考察上海之行，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日本若不迅速实行攘夷之策，最终将重蹈中国之覆辙。”回到国内后，高杉晋作把自己的日记辑录为《游清五录》，至今仍然是了解近代日本之中国观的宝贵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参加“千岁丸”之行的日本人一共留下了六本着作，《游清五录》只是其中之一，其余五本的作者也都是优秀的青年藩士。他们富有朝气，善于思考，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同时怀着忧国忧民之心。像高杉晋作一样，他们都把这次访华看成是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实地考察中国社会、探求日本前途的好机会。因此，他们认真调查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状况，与中国各界人士接触，收集各类书刊、资料、地图，详细记录上海之行的亲身经胚和调查成果。

“千岁丸”让这些年轻的武士们有机会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曾经被日本崇敬的中国，如今已经不再是一个文明强盛的大国，而是千疮百孔，不堪一击，让他们内心受到强烈震撼。如果说，启航之日千岁丸承载的是对中国的憧憬和幻想，那么归国之时，“千岁丸”带回来的是中国的教训：假如日本不锐意改革，发奋图强，就会像中国一样衰败腐朽！

“千岁丸”的上海之行，使得日本的国家危机意识剧增。特别是那些充满忧患意识的年轻武士们奔走呼号，谋求国家变革，在尊王攘夷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高杉晋作更是成为尊王讨幕派领袖之一，他组建的日本第一支新式军队 “奇兵队”，成为倒幕中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倒幕成功，才有明治维新。可见，“千岁丸”对日本的国家走向的影响不可估量。

很少有人注意到，就在“千岁丸”访问上海的同一年，“京师同文馆”在北京开学。这是清未第一所官办外语专门学校，旨在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它翻译、印刷出版西方文献，因此成为中国政府了解西方世界的窗口。遗憾的是，当时中国的视野里只有欧美国家，并没有东瀛岛国。假如中国像日本善于从邻国汲取教训一样，也很早学习借鉴日本的经验，那么中国的近代史会不会被改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