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久间象山 1811年-1864年
幕末时期思想家、兵法家,先后提出《海防八策》、《论时务十策》。他承认西方科学技术优秀,积极主张日本开国。后人编有《增订象山全集》五卷。
清代的魏源在写作《海国图志》之前,写过一本军事着作《圣武记》。这本书远比不上《海国图志》有名,却让一位日本读者拍案称奇,“鸣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着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
魏源的这位“海外同志”,就是幕府末期的着名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就像魏源被称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佐久间则堪称“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日本人”。
象山在被暗杀前写成的回忆录里说,“我二十岁以后,就知道匹夫与一国(藩)的关系,三十以后就知道与天下(国家)的关系,四十以后就知道与五大洲(世界)的关系。”寥寥数语总结了一个思想家与时俱进的思想睡历程。
一、兰学打开新世界
佐久间象山二十岁的时候,日本刚刚进入“天保”年间(1830年-1844年)。“天保”这个年号的意思是“上天垂佑”之意。
当时幕府统治下的日本似乎颇得“上天垂佑”,四海异平,八方宁靖,大有盛世景象。虽然偶尔会有一些悬挂奇怪国旗的外国船只闯入日本海域,却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幕府颁布“无二念打拂令”(即一律开炮将其驱离)之后,这些外国船只似乎再也没有出现过。日本继续在停滞、太平、孤立的梦里酣睡。彼时的象山正沉浸于儒学经典之中。
1811年,也就是魏源考中秀才、林则徐考中进士的那一年,佐久间象山出生在松代藩(现为长野县)。他的父亲是一位下级武士,在藩主府中供职。在那个身份世袭的时代,象山一出生就是一个武士。武士们除了习武,也要读些书,以便成年后报效藩主。在多达200多个藩国里,武士们都认为自己吃的是藩主的饭,当然要效忠于藩主。至于“天皇”,是一个遥远的宗教性的存在。“日本”则被认为是“天下”,与自己并没有太多关系。
象山自幼聪明,勤奋不倦,在儒学方面很有造诣。某年江户的一位儒学家被聘请来给藩士讲授经书,年轻的佐久间象山指出其谬误之处,理据充足,驳得这位很有名望的儒学家无言以对。
松代藩藩主很器重象山,遂资助他游学江户。二十二岁的象山拜江户第一大鸿儒佐藤一斋为师。佐藤一斋经学诗文造诣很深,各藩许多优秀青年聚集于他的绛帐之下。象山因为豪迈不群、才思敏捷,被称为“佐门二杰”之一。他虽然敬佩老师的学问,但是并不苟同其学说,因此不去听老师讲经学,只向他学习文章诗赋。
象山并不知道,进入19世纪以来其他国家一直在试图访问日本,以达成与日本互利通商的目的。1837年,非武装的美国商船“马礼逊号”号从中国澳门驶抵日本浦贺近海,船上载着七名日本漂流民。但是这种主动示好行为获得的回报却是炮击,最后仓皇撤离,那些日本漂流民也只能跟随船只返回中国。
此事在日本引起了争论,那些抨击幕府强硬政策的“兰学”家们遭到了打压。彼时,26岁的象山刚刚进入兰学之门,正热心地学习洋式炮术。此前,象山笃信儒学的理念“礼”,把封建等级制度看成是“天地自然之秩序”,把朱子学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认为朱子学的最基本的方法论是“格物穷理”。现在,兰学给这位儒学家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知识世界,不过,他认为兰学与朱子学并非对立,朱子学“格物穷理”正是在洋学中所实行的。他说:“宇宙实理无二。斯理所在,天地不能异此,鬼神不能异此,百世圣人不能异此。近年西洋所发明许多学术,总之皆实理,祗足以资吾圣学,而世之儒者,类皆凡夫庸人,不知穷理,视为别物。”
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外来知识的过程中,象山的世界观已经悄然发生改变。特别是1839年他在江户开设象山书院之后,结识了很多有志青年,和他们一起讨论学习,交流思想,研究海外事业。胜海舟、坂本龙马、吉田松阴、高杉晋作等明治维新的重要历史人物,以及明治时代着名的启蒙社团“明六社”的加藤弘之、西村茂树等思想家,都是这所学院的学生。象山的这些弟子几乎决定了日本近代史的走向。
不过,作为青年才俊,象山更像一个饱读诗书、满腹才华的传统文士。他以汉文作的《望岳赋》和《樱赋》,被时人称为杰作,广为传诵。他和藤田东湖等名士都有交往,也受到这些人的推许。一位久负盛名的诗坛大家对他的诗才文才评价相当高,还请这位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为自己的诗集作序。
二、“新日本人”
佐久间象山三十岁时,大清王朝陷入危机的消息震惊了他。他没有想到,一向被认为文化昌盛、国力强大的大清王朝却在鸦片战争中不堪一击,一败涂地。
早在鸦片战争爆发时,象山就通过有限的渠道了解战况进展,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变化。在他看来,“英夷寇清国,声势相逮”,局势十分严峻。他认为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各国自营其利,欲网世界之利,故兴邪慈”。清朝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唯知本国之善,视外国为贱物,侮为夷狄蛮貊,而不知彼之熟练于事实,兴国利,盛兵力,妙火技,巧航海,遥出己国之上。”象山同情中国的遭遇,谴责英国的侵略行径。然而,他冷静地看到英国“船上备大炮”,因此可以“恣意凶奸”,侵犯中国。
“这是一个正在外国发生的事情”,一位幕府老中在一封给下属的信中写道,“但是我相信,它也包含了对我们的警告。”当时日本由于灾荒,社会普遍不安。大清王朝惨遭失败的教训让日本认识到,如果不能解决国内矛盾,就难免受西方国家的侵略。于是,幕府开始实行 “天保改革”。
松代藩的藩主被任命为幕府老中,管理海防之事。深受器重的象山担任藩主的顾问,负责研究军事科技。敏感地捕捉到世界局势变化的象山,已经跳出狭隘的藩国,开始从“天下”的视野思考整个日本的处境和未来出路。他鉴于中国鸦片战争的教训,深感西方列强对日本也怀有野心。为捍卫日本的独立,必须巩固海防,因此于1842年向幕府上书,提出着名的《海防八策》,包括各藩国海岸建筑炮台、铸造大炮、建造军舰、训练海军、兴办学校、普及教育、选拔人材等。
后来,象山发现魏源写的《圣武记》仅比自己上书早四个月,“而其所论往往有不约而同者”,因此感慨万千,引为“海外同志”。此后他读到魏源的《海国图志》,十分认同“以夷制夷”的主张。不过,这个日本学者并没有全盘接受魏源的观点。例如,他不同意魏源只强调坚壁清野、严密防守的战略,而主张讲究炮舰,主动出击敌人于外海。他还批评魏源对炮学缺乏深入研究,《海国图志》一书中关于炮舰之学谈得太粗浅。
象山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今世界的领导者就是英国和法国,两个国家都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历来儒学家倡导“王道”,认为以力不足以服人,“内圣外王”才是儒学家的理想境界。象山从现实的国际形势出发,认为这些都是迂腐的“空理”。他针锋相对地提出,实行“王道”也必须尽量扩充军事力量的。日本只有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成为世界“一等强国”。
“方今之世,仅以和汉之学识,远为不足,非有总括五大洲大经纶不可,”象山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全世界之形势,自哥伦布以穷理之力发现新大陆、哥白尼提出地动说、牛顿阐明重力引力之定律等三大发明以来,一切学术都得其根底,毫无虚诞之处,尽皆踏踏实实。欧、美诸洲逐渐改变面貌,乃至蒸汽船、电磁体、电报机等的创制,实属巧夺造化之功,情况惊人。”
面对新形势,象山以“格物穷理”的精神,潜心研究西洋学问,成为赫赫有名的洋学家。他按照荷兰书籍铸造大炮,成功地进行了演习。他以荷兰的《步兵操典》为教材,训练部队,教授炮术,积极传授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军事知识。他还亲自制造了质量不劣于外国进口的玻璃,推广马铃薯的栽培方法。此外,他还热心于种疽、预防霍乱。
在许多人依然将西方文化视为“邪教”和“奇巧淫技”的时代里,象山清醒地认识到欧美诸国近代文明的发达程度。他不再是传统的儒学家,而是成为一个“新日本人”。
幕府主导的“天保改革”不但未能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反而导致经济混乱,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终于以失败告终。让胸怀大志的佐久间象山更加失望的是,军事改革并无进展,日本的军事实力也没有得到增强。
三、站在全球看日本
佐久间象山四十岁时,日本的锁国体制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外国的船只不时游弋在日本海域,要求日本开放国门。幕府坚决拒绝,继续固守锁国政策。
1853年,美国佩里准将率领的“黑船”驶进江户湾,炮口对准江户城,要求日本开国,形势急转直下。幕府惊慌失措,破天荒地向各界征求对策。时任藩军议役的佐久间象山向幕府提出训练海军、改革军制、选择将才、振奋士气等十条建议,这就是着名的《论时务十策》。它和《海防八策》一样,都是治国安邦的经纶,也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和十年前比起来,年过不惑的佐久间象山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变。他认识到,原有儒学的华夷观已经无法解释世界的现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排斥夷狄,必须正视和适应业已扩大的世界的现实。他的思想跨越儒家的藩篱,摒弃了夷狄野蛮化外的偏见。他的目光从东亚扩展到整个全球,开始从全球的世界形势出发思考日本的未来。
日本被迫开放国门之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增长,幕末各藩藩主和武士知识分子的思想十分活跃,尤其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华夷论”更加流行。它主张严内外之分,宣扬日本冠绝世界各国,由此又发展为“攘夷”思潮。这种保守思潮主张发扬武士道精神,坚持排外,维持日本国体的纯净和尊贵。
象山反对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他认为,日本的武士道根本不能应对坚船利炮,只要能够增强国家实力,任何政策都应该调整,包括国家对外开放。他经过对西方各国情况的研究,认为日本要富图强兵,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必须打破国禁,抛弃儒家学说,“幡然改变既往苟且(权宜之计)之故辙(常规),向西方学习,发展诸学科,变城制,禁游民,省刑罚,大兴器械之学,开设工场,多造大船,覆航海之法,……本国之实力将超过英、法、美各国。”
象山特别赞赏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彼得大帝为了使落后的俄国富强起来,实现近代化,曾亲自前往荷兰和英国,在工厂中学习西方技术,把“愚顽之贫国”建设成为“不在他国之下”的富强国家。为了使日本富强起来,实现传习西方科学技术和范集情报的紧急任务,象山认为日本的有志之士应该像彼得大帝那样前往西方,直接向它们学习。
可是,幕府虽然迫于压力而不得不放弃锁国政策,但是实际上仍然严禁国民出海,更不准国民到海外学习。于是,象山决定物色有志之士,采取漂流偷渡的手段去海外。最终,他选中了自己的弟子吉田松阴。这位年轻人素有大志,慷慨以天下为己任。他们进行了周密的筹划,希望以此打破国禁,到国外亲手收集情报。在松阴临行之前,象山作诗送行——
之子有灵骨,久厌鳖鱼群。振衣万里道,心事未话人。
虽则未语人,忖度或有因。送行出郭门,孤鹤横秋文。
环海何茫茫,五洲自比邻。周流究形势,一见超百闻。
智者贵投机,归来须及辰。不立非常功,身后谁能宾。
这是豪迈的壮行之诗,何尝不是自陈心迹之作?最初,吉田松阴想乘停泊在长崎的俄国兵舰出海。但当他到达长崎时,俄舰已经离开。1854年,佩里第二次率领美国军舰来到日本,吉田松阴趁夜潜进美舰,结果被遣送回陆地,随后被逮捕入狱。
事情败露,作为老师的佐久间象山也一同被捕入狱,被判处八年禁闭。同一年,年满花甲的魏源不再对不思进取的朝廷抱有希望,悄然在江苏兴化县皈依空门,取法号“菩萨戒弟子魏承贯”,自此不问世事,惟手订生平着述。
四、应对西方挑战的方案
1862年,五十一岁的佐久间象山终于恢复了自由之身。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在监狱里沉潜八年,收获颇丰。
在外来文化冲击下,日本应该做甚么样的选择?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核心议题。象山在著作里明确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为日本开国进取提供了指导思想,也为游移于传统与西洋的幕末维新时期的日本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应对西方挑战的方案。
“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是一个融合东西文化、取长补短的原则。这里的道德指传统的东方社会伦理,艺术则指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等实用文明。象山试图将日本传统的社会伦理与“古圣贤未识”之“西洋艺术”融于一体,用西洋之长,补东洋之短,并以此来回应来自西方的历史性挑战。
象山出狱后,依然满怀政治抱负,热情饱满。他应幕府之命上京,谒见幕府将军。彼时日本政治局势异常复杂。具有反幕倾向的各种势力逐渐集结到“尊王攘夷”的旗帜下,幕府权威遭遇到了巨大挑战。尤其是各路草莽志士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反对幕府制度,要求重塑天皇权威。象山不同意推翻幕府,而是主张“公武合体”,希望通过幕府与朝廷的传统权威相结合,改组和加强幕藩体制,建立一个统一的日本国。
不过,和许多主张“公武合体”、但拒绝与西方国家贸易往来的保守派不同,象山认为与西方各国通商是“天地公共之道理”,积极地主张开国。他不把外国称作“夷”,而是称作“蕃”。“外蕃”不是“夷狄”、“蛮貊”,而是文明的外国人,应以宾礼相待。他批评某些人只轻视外国,却不知西方诸国学术精研,国力强盛,火技精妙,航海精通,“一旦与英国发生战争,惹出大败,殆耻全世界,破古昔圣贤的体面”。
象山的批评击中了日本的时弊。那时在狂热的民族主义的推动下,一些武士盲目排外,以恐怖手段对待外国人,各地陆续发生了杀伤洋人事件。美国使馆翻译休斯根被刺杀,江户的英国公使馆也被烧毁。洋学家和主张开国者也成为这些“愤青”们的暗杀对象。
1864年夏天,象山来到攘夷论犯滥的京都。擅长雄辩的他受幕府拜耗,试图说服反对开国的公卿。当时的京都成了一片乱世,遍地都是图谋不轨的阴谋家、行走江湖的武士和蠢蠢欲动的刺客。8月12日,这位五十三岁的开国论者骑着白马在高濑川旁的市街走过,他身材修长,胖瘦适中,威严中蕴含温和,正所谓“威而不勐”。突然路边蹿出攘夷派志士,但见刀光闪动,这位杰出的思想家喋血街头,成为一个狂热时代的无辜牺牲品。
和这位“海外同志”比起来,晚年“扫地焚香坐,心与灰皆冷”的魏源的结局很安静。1857年,也就是象山被杀的七年前,魏源带着无尽的遗憾,在杭州东园平静去世,终年63岁。而象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杀害,倒在明治维新的前夜,令后人惋惜(据说杀手河上彦斋了解佐久间象山的生平思想后,意识到错杀了伟人,从此封刀,发誓以后不再砍杀一人)。
当然,真正的思想家不会永远离去。《海国图志》被三次刊印,魏源的思想影响了戊戌变法;佐久间象山的思想则成为明治维新的宝贵资源,“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影响更为深远。两个“睁眼看世界”的思想家虽然一生从未谋面子,但是都为世人树立了向先进文明学习的典型,都为推动东亚走向世界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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