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是属于近代民族民主运动范畴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一）

本书认为，明治维新，是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意义，并带有近代民族民主运动鲜明特点的一次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换句话说，明治维新乃是属于近代民族民主运动范畴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这样说的根据何在呢？

第一、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逼使日本开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在圆形的地球上建立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过程的完结。继印度、中国之后，日本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成了它的一个末梢环节。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决不是希望日本作为它们资本筵席上一位平起平坐的伙伴而来扣关的。而且，它们也决不限于将日本变成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经济附庸而已。既然要霸占日本市场掠夺日本资源，就必然要将整个日本变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是昭然若揭的历史事实。因此，它们或策划扶植幕府成为买办傀儡的种种阴谋，或强占类似中国租界地那样的居留地，成在日本列岛派驻军队，或染指日本北方领土（千岛，而最突出的还是剥夺日本关税自主权和法权的，十几个国家迫使日本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使得日本在跨进近代历史门槛时，就面临着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严重的半殖民地危机。尤有甚者，这正是日本即将形成为近代民族时遇到的严重危机。日本要彻底摆脱这一危机，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形成为近代民族，就必须打倒腐朽没落，且与外国侵略势力勾结的反动卖国的封建幕府，实行谋求祖国独立富强的维新变革。从国内来说，要使封建社会末期日益成长的资本主义幼苗茁壮发展。而首要的任务，则在于克服半殖民地危机，实现近代民族的形成。这是历史赋予明治维新的天经地义的使命。离开它，明治维新不可能发生，即便发生也是毫无作用的。

当时，历史给予近代目本民族独立自主形成的机会，已经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了。亚洲的大国印度和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锋芒下，先后变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客观的形势，在日本面前尖锐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要么走印度的路，要么走中国的路，要么走日本自己的路，但抉择是刻不容缓的。这三个东方封建国家，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咄咄逼人东渐后，就各自所处的内外历史条件有可能形成三种类型的国家。印度是殖民地和封建社会处在崩溃过程中的国家。中国是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日本如果走第三条道路，有可能造成民族独立的、带有一些封建色彩的资本主义后进国。争得这一前途，唯在于明治维新运动的成功。

第二、从日本国内倒幕维新运动发展的过程来看，“攘夷”这一口号并非政治上的装饰品。尽管幕末由于德川幕府的统治的内外交困岌岌可危，封建经济加速瓦解，社会动荡不宁，因而政局极度不稳，政争借综复杂；但是“攘夷”却绝非某些人单单用以争权夺利的政治资本。“攘夷”是地地道道的民族主义口号，是开港后社会地位日益沦落、度日维艰的大批下层武士和广大民众共同的民族主义情绪。改革派武士从“攘夷”发展到“攘夷倒幕”，是日本各阶层志士仁人争取近代民族形成的、资产阶级爱国主义同封建幕府的反动卖国主义的斗争。与此同时，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要求独立解放；新兴地主、商业高利贷资本家、工场手工业资本家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打碎封建领主制的牢笼，发展资本主义。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攘夷倒幕”，体现了民族独立要求和资产阶级改革要求的密切结合。这是完全符合日本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的，是完全适应当时历史潮流的。有的史学家，以一八六三年萨摩藩同英国侵略者的战争和一八六四年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舰队炮轰长州藩的下关后，英国对倒幕派的拉拢和倒幕派与英国接近，说成是倒幕派背后有英国和幕府背后有法国彼此半斤八两。这种看法不能令人首肯。谁都知道，当时在日本握有外交实权的英国，之所以拉拢倒幕派自然居心叵测，正如英国驻日公使阿尔柯克所供认的，企图影响倒幕派使之就范，避免日本的革命危机。骨子里是要在倒幕派身上下一笔赌注，以便使它就范。而倒幕派则是想从接近英国的活动中，取得进口武器等等以对抗幕府。何况，从历史事实来看，迄今尚未发现足以证明倒幕派和英国勾结出卖主权，或约定倒幕成功后甘愿成为英国傀儡的任何历史证据。倒幕派无非是企图利用英国和法国的矛盾打开缺口，为自己的倒幕活动减少阻力，并通过英国支持，进口必要的武器装备罢了。其实，钢腺派和英国的关系也不是那么密切，并不象幕府和法国那样打得火热。倒幕派始终作为革新力量行动，他们和英国保持一点关系，根本不能和幕府同法国的勾结同日而语。总之，必须看到“攘夷倒幕”体现了民族独立的要求，一开始就使倒幕维新运动带有近代民族民主运动的特点。

第三、从领导倒幕维新运动的改革派身上，也可以看到明治维新带有近代民族民主运动的特点。众所周知， 领导倒幕维新运动的改革派武士，是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日本天保年间藩政改革起家的，特别是长州、萨摩等西南强藩的藩政改革成功，下级武士出身的改革派成为藩政的实权派。而这些强藩因地处日本西南沿海地区，历来得风气之先，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接触中受到熏陶浸润，商品经济比较发达，资本主义萌芽生长得快，封建经济解体和阶级分化过程也来得早。那里的改革派，既拥有西方资本主义知识因而眼界开阔，思想开明，要求革新，又首先感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威胁，因而主张实行近代国防。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和近代国防观念，也形成得早。“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的口号，就是这些改革派武士的代表人物如横井小楠等最先提出来的。后来明治维新实行资产阶级改革时，还是用的这种口号和方针政策。当然性质上有变化，在封建幕府时期这种口号有封建的改良主义成分，明治维新后则完全是资产阶级改革的性质。有的史学家由于主张明治维新是“绝对主义专制王权的形成过程”在分析倒幕运动领导者改革派武士时，说他们早在藩政改革时就成了“绝对主义专制的新官僚”。这样的看法，是抓住下级武士出身的改革派政治地位升迁的一面，所做出的表面的分析，而忽略了他们采取的革新政策，特别是作为近代民族民主运动先行者的实质。

过去，有不少史学家在分析倒幕派武士们的阶级性时，要么忽视其要求资产阶级改革的一面，只强调其出身于封建武士领主阶级下层因而保有封建性的一面；要么看到其小资产阶级出身和具有西方资本主义知识因而思想开明的一面，而不太重视其从出身带来的封建思想世界观影响的一面。但不论属于何种倾向，共同的一点是都忽视了他们作为近代民族民主运动活动家的重要属性。实际上，从吉田松阴及其高徒、号称“松门双璧”的久坂玄瑞和高杉晋作的思想和活动来看，他们共同的思想觉悟，首先还是要求近代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们从中国鸦片战争后的民族遭遇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吸取了有益的经验教训，因而立志于倒幕维新使自己的祖国免于重蹈中国覆辙，并学西方发展资本主义以臻独立富强之境域。不仅如此，就是史学家们常说的倒幕维新运动中改革派武士同新兴资产阶级联盟问题， 也应该看到这一联盟的基础有近代民族民主的要求。当时所谓“乡士”（在野武士）、“豪农”（新兴地主富农）、“豪商”（新兴商业高利贷及工场手工业资本家）的代表人物，也是属于要求民族民主的“志士”（日本历史上对倒幕维新活动家的通称）。他们的进步思想家提出的改革目标和要求，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领导倒幕维新运动的改革派武士本身，就兼有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改革的要求。这是他们发动和领导倒幕维新运动的根本指针。不紧紧把握这一点，就无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准确地分析倒幕派的阶级属性及其历史地位。

第四、幕末以农民起义和城市贫民暴动为标志的日人本民反封建革命斗争，在开港后的历史条件下，更不能置身于国族民主运动之外，相反地正是人民斗争构成这一运动的根本动力。幕末日本人民反封建革命斗争，是封建社会时期日本人民斗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阶段，不仅次数频繁，规模宏伟和农民同城市贫民的联合加强，而且斗争质量空前提高，从经济要求提高到“改革世道”的政治斗争。其势摧枯拉朽，对封建幕府给予沉重的打击。由于当时还没有近代资产阶级领导，他们的斗争还处于自发阶段。但是，他们的斗争，为改革派武士所利用，取得了倒幕维新运动的胜利。他们对于倒幕维新也是热情支持的。因为开港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社会经济大变动，物价飞涨，封建幕藩领主和新兴地主富农及商业高利贷资本家巧取豪夺，最受其害的还是他们。因此，尽管他们没有直接打出“攘夷倒幕”旗号，他们却也是渴望“攘夷倒幕”，迫切要求从外国资本主义压迫和封建幕府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他们当时还不能提出“攘夷倒幕”口号，一是反映长期呻吟于封建领主压榨之下，毫无政治权利可言，不可能设想他们也象下级武士那样从事政治活动。再就是长期在封建幕藩统治下，反动统治阶级给他们的只是贫穷和愚昧，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不可能象下级武士（既便是离职的武士“浪人”）那样，“自由地”呼吸到西方资本主义吹来的新鲜空气。这都是由他们的社会地位所决定，并非天生落后。何况，他们提出的“改革世道”的主张中所指的“世道”，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却远非“锁国”时期可比。这已是半殖民地危机黑云压城的“世道”。无庸置疑，改革这种“世道”，已决非单纯推翻国内封建制度所能解决问题。正是在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下，幕末为改革派武上利用来推进倒幕维新运动的、人民斗争的巨大能量，同样具有争取日本近代民族形成的民族民主斗争的性质。

第五、在倒幕维新过程中发生的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年的戊辰国内战争，也具有民族民主运动的色彩。这次国内战争，在一些主张明治维新是“绝对主义专制王权形成过程”的史学家看来，只不过是新老封建派之间的一场“混战”和“内乱”。有的史学家甚至认为，明治新政权同幕府的权力争夺，彼此争的不过是由谁来实行绝对主义专制统治的主导权。历来日本近代史研究者，都不大注意分析戊辰战争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其实，戊辰国内战争，是倒幕维新派成立的明治新政权，同封建幕府之间开展的、武力夺权和武力反夺权的一场斗争。

马克思主义从国家和革命的原理出发，向来重视政权易手，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是经过怎样的阶级斗争过程、采取什么斗争形式，是用革命暴力打碎旧国家机器还是和平演变等等。这同分析一次革命或变革的性质有极大的关系。当然，明治维新不象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由资产阶级领导农民反封建革命斗争，以农民革命战争的暴力形式解决夺取政权问题（如法国），因而够不上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明治维新也不是象有些史学家所主张的，是封建领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让步而使政权嬗递的。事实上，存在一个夺权问题。而且，尽管不是以农民革命战争形式出现，却也是经过一场武力夺权的。仔细分析起来，农民也还参加了这场斗争，如下级武士改革派组织的“奇兵队”“诸队”里就招募了农民成份，等等。当然，这同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还有量和质的重大差别。然而，明治维新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夺权，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人所共知，前有一八六四年和一八六五年，德川幕府两次征讨作为下级武士改革派根据地的长州藩的军事行动，双方进行武力较量，可以说是揭开了倒幕维新的序幕。后有明治政府刚刚诞生的明治元年（一八六八）一月（阴历），新政府军同幕府军进行的大规模的鸟羽、伏见之役（戊辰战争的开始）。次年五月（阴历）又在五稜郭最后一战（戊辰战争结束），新政府军彻底打败幕府军，平定了全国，坐稳了江山。因此，尽管一八六七年十二月（阴历）明治政府成立前夕，德川幕府最高统治者将军庆喜被迫交出权力和恢复天皇统治地位时，有其宫廷政变性质，然而从戊辰国内战争来看，明治维新建立的新政权，归根到底还是打出来的。武装斗争是夺取政权斗争的最高形式。而且，这次战争又是得到广大人民支持的。出现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生动局面，史不绝书。没有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援，这场战争以明治新政府的力量来说，是决计不能打赢的。当然，后来明治新政府背叛了广大人民的期待。而这又恰好说明近代天皇制明治政府的反动性。但是；明治维新变革伊始发生的武力夺取政权的战争，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反封建斗争的性质。

不仅如此，戊辰国内战争虽然对象是封建幕府，然而它不单纯是国内反动势力，还有外国势力作后台。如果幕府取胜，卷土重来的已不会是“祖宗之法不可更改”的封建幕府的家天下，而将是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傀偶政权重新上台。远的不说，逃到北海道据守五稜郭妄图负隅顽抗的幕府残民败将，就曾一再向外国势力乞援，只是由于明治新政权胜券在握，外国势力不愿白白为败军浪费赌注，才未敢贸然支持。其实，在戊辰国内战争时期，外国势力妄图进行干涉，甚至想趁火打劫瓜分日本的明谋。他们蠢蠢而动，跃跃欲试，并不是没有进行直接公开的干涉的可能的。只是由于新政府军在广大人民支持下很快打败了幕府军，才避免了这一种前途。由此看来，显然戊辰国内战争又具有反对殖民主义侵略的民族独立斗争的特性。

第六、从明治维新实行的资产阶级改革来看，近代民族民主运动的特点更为突出。首先，明治维新的三大方针，即“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总目标是实现日本民族的独立富强和建成资产阶级现代国家。以“富国强兵”而论，这是明治维新时实行整个社会变革的总目标。当然，“富国强兵”的后果，是建立了国内军事警察统治和对外实行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体制。这是事实，是同明治维新运动的历史消极面和改革不彻底分不开的。但是，仅仅强调这一点还是不全面的，不符合明治维新运动的实质的。如果简单地分析和立论，完全可以这样说，“富国强兵”，“富”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强”的是“军国主义的兵”。当然，从日本人民的立场出发，基于对明治维新后建立的天皇制国家的反动性来分析，在某种意义上这样说也不错。但是，光强调“富国强兵”作为产生军国主义后果的一面，是很不够的。明治维新时提出的“富国强兵”口号应该说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口号，是反映近代民族民主运动要求的。这样说，和明治维新后建立的天皇制军国主义并不矛盾。日本明治维新后建立的天皇制军国主义制度，是日本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有的属性。“富国强兵”的实现，必然导致这种后果。然而，我们在规定明治维新性质时一定要全面地看问题，要从“富国强兵”作为近代民族民主运动的总方向来把握它。从而看到这是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改革的总目标而提出的口号。事实很清楚，没有近代日本民族的形成，没有完全独立自主的近代新日本，何来日本的“富国强兵”？！

再就是，从明治维新的几项重大改革来看，完成的时间都是在彻底实现民族独立主权的前后。例如，“殖产兴业”搞产业革命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大体上是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文明开化”的教育改革，实现全国的近代国民教育和技术教育的普及、发展中等和高等教育，从而基本上建立起完整的近代教育体制，大体上也是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至于常备军队和近代军制的建立，以及近代国防的建立充实等等，虽然步子还来得快些，大体上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上半期已具有相当的规模。但从政治、经济、军事到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等资产阶级改革目标的总的实现来看，大体上在明治末年的二十世纪十年代。而与取得完全的民族独立主权直接攸关的修改不平等条约，则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上半期基本解决，彻底完成也是在二十世纪十年代。这就清楚地表明，明治维新的一切改革的完成，同时也是日本近代民族完全形成和完全实现民族独立的过程。这一切，最有力地证实明治维新带有近代民族民主运动的鲜明特点，从而是属于近代民族民主运动范畴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

摘自《日本近代史》 第五章  明治维新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  第二节 明治维新是属于近代民族民主运动范畴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