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夏天,我和研究室的学生到离东京60公里以外的西多摩郡的一个山村搞调查。从立川市乘武藏五日市线,到终点站五日市町下车后,沿着河流走1里左右的山路。这个地方以前叫武藏国多摩郡深泽村,地处偏僻,只有20户人家,主要经营林业。明治时期,去一趟东京要花整整一天的时间,名副其实是个偏僻的沼泽遍地的农村。
最近十几年,我一直在调查东国山区农村的乡土历史,但从未碰到过在深泽村(现五日市町)深泽家的地窖里发现的这么重要的史料。现在这一带一片废城,正房、库房的遗迹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个小库房、一扇门和坟墓。小库房的房顶部分剥落、墙壁倒塌、房门破损,随时都会崩溃坍塌。发掘出来的史料不少受到严重腐蚀,有的几乎变成纸屑,但从这个库房里惊人地发现了许多江户中期以来完整的史料和民权运动时期的记录资料。如204条条款的人民宪法草案、日本现在仅存2、3种的关于缩短国会设立期限的建议书,还有几百本书籍和十几份民权结社的章程、记录,显示着当年这个地方高涨的学习热潮和政治气氛。我们还发现,宪法起草人和村领导人都是农民、商人、小学教员,这些人都是深深扎根于民众生活之中的默默无闻的平民。
这个地区一个镇几个村的30多个志同道合之士成立五日市学术讨论会和学艺讲谈会,在这个基础上起草人民宪法。起草人是当地小学——五日市劝能学校代课教员千叶卓三郎。他一生波澜壮阔,充满传奇色彩,被称为“日本的浮士德”。我在第三章将详加叙述。
在这次调查中,首先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明治维新的浪潮竟然波及到这样偏僻的山村(这个山村远离公路,山路蜿蜒曲折,窄得连马车也无法行驶。两旁稀疏地散落些农户,就是这样的山路也被奥多摩山隔断)。特别是西欧的“黑船”冲击,不仅唤起了国家统治基层和维新志士,也唤起了底层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
例如,这个家的户主深泽名生,他生于天保12(1841)年,是名主左卫门的长子。安政以后,他用毛笔一丝不苟地全文抄写日美、日荷、日俄、日英、日德、日法友好条约以及通商条约,累达数册。而现在的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高喊“粉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恐怕最多也就读过日美安保条约的几条条文,更不用说抄写全文了。两相比较,使人对前者不禁肃然起敬。
深泽名生的父亲在嘉永时期是叫做“千人同心”的乡居武士(江户时期的史料记载,姓清水,明治初期的户口变为深泽,注明“平民、农”)。“乡士”(乡居武士)不过是武卅(武藏国)代官(直辖领地的地方官)治下的一介村民而已。而那个时代,村民谈论国事会被判处重刑。在这种环境下,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一字一句地抄录国际条约,这表明当时民众对国事的关心已经达到多么深的地步。(从全文抄写条约到逐条推敲宪法,可以说名生走的道路始终如一、坚定不移)。我们通过农村史料的调查,深受他们内心热情的感动,认识到这才是日本社会发展和新文化创造的动力。
在这次调查中,还令我吃惊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日本现代思想的觉醒是从底层充满乡土气息的传统中,通过对民众自身体验而形成的统治思想的独自更新——传统的新生(西方思想不过刺激了这种更新而已),迈出坚实的第一步。这一点和那些聪明的知识分子评论家的判断大相迳庭,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自由民权运动失败后,民众的现代化进程遭受挫折,变成一股潜流的事实。不能因为从历史主流变成潜流。就否定事实的存在。通过这次调查,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肯定这个事实的存在。(市川三郎在1969年10月出版的《传统的革新思想论序说》对这个论点作了精辟的论述。)
深泽名生年轻时曾担任穴泽天神部落小神社的神官,对皇学、汉学甚感兴趣。他的长子权八受到父亲的熏陶,也十分爱好汉文书籍、中国古典文学。当时农村青年学习汉学、汉诗蔚然成风(明治初期的20年间,汉诗在农村最为流行),他尤喜汉诗,在短暂的29年生涯中,留下了近700首汉诗和17本自己制订的诗集。
这父子二人为什么抄写《佐仓宗五郎小传》,书录“民权也者果乃为欧美新近之舶来品而我国自古无此种子乎”呢?权八又为什么在笔记本上全文抄录《大盐平八郎檄文》呢?为什么把吉田松阴的遗书《留魂录》全文抄在日本纸上呢?为什么如此倾心于云井龙雄的《绝命诗》呢?
这父子二人熟读福泽谕吉的《世界国尽》、《劝学篇》,对中江兆民翻译的卢梭《社会契约论》爱不释手,在文中圈圈点点,后来终于参加创立国会的运动和起草人民宪法。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其中有什么内在联系呢?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些问题。
从1968年夏天开始,我们用一年多时间分析的五日市地方史料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就在这小小的多摩三郡内,我们在十几个地方发现同样的史料、发现许多汉诗热、政治学习热、结社热以及革新传统思想的史实。
象深泽村这样保存完整的史料实属罕见。每当我们发现埋没于草莽之中的杰出人物时,我就越加坚定自己的信念。战后,我的朋友在日本全国各地发表许多优秀论文,加强了地方史研究工作,而且也提供了丰富翔实的材料,证明日本文化现代化的现象不仅在武相地区,而且在东国的许多地区,在日本全国都普遍存在。
在详细阐述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谈谈在创建明治国家中始终掌握主导权的开明派官僚的主流思想及其为日本现代进行努力的过程,否则,“明治文化论”将有失公允。
摘自《明治的文化》 第一章 底层社会的文化创造 五 维新浪潮波及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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