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篇第一篇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即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来就有贵贱上下之别的。人类作为万物之灵，本应依凭体力和脑力劳动，取得天地间一切物资，以满足衣食住的需要，大家自由自在、互不妨害地安乐度日。但如环顾今日的人间世界，就会看到有贤人又有愚人，有穷人又有富人，有贵人又有贱人，他们之间似乎有天壤之别。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理由很明显。事实告诉我们：人要是不学就没有知识，没有知识就会成为愚人，所以贤愚之别是由于学与不学所造成的。加之，世界有困难的工作，也有容易的工作，做困难工作的叫做身分高的人，做容易工作的叫做身分低的人。大凡从事操心劳神和冒犯风险的工作是困难的，使用手足从事力役的工作是容易的。因此把医生、学者、政府官吏、做大买卖的巨商和雇用许多人的豪农叫做身分高的贵人。由于身分高贵，家里也自然富足起来，从下层的人看来就高不可攀了。但如追根溯源，就可以知道这只是有无学问所造成的差别，并不是天命注定的。俗语说“天不给人富贵”，人们须凭勤劳来获得富贵。所以如上所述，人们生来并无富贵贫贱之别，唯有勤于学问、知识丰富的人才能富贵，没有学问的人就成为贫贱。

所谓学问，并不限于能识难字，能读难读的古文，能咏和歌和做诗等不切实际的学问。这类学问虽然也能给人们以精神安慰，并且也有些益处，但是并不象古来一般儒学家和日本国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可贵。自古以来，很少汉学家善理家产；善咏和歌，而又精于买卖的商人也不多。因此有些具有心机的商贾农人，看到子弟全力向学，却担心家业中落，这种做父亲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这类学问远离实际不切合日常需要的明证。所以我们应当把远离实际的学问视为次要，而专心致力于接近人生日用的实际学问，如学习四十七个字母，练习写字记账，学会打算盘和使用天秤等等。更进一步，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学科。例如地理学介绍日本国内及世界万国的风土；物理学考察天地万物的本质并探究其作用；历史是详记年代研究古今万国情况的典籍；经济学是从一身一家的生计讨论到国家世界的生计的学问；修身学则阐述合乎自然的修身交友和处世之道。在学习这些学问时，均可参考西洋的译本，书中内容大多用日本字母表明，学习至便。至于有才能的青年，则可兼学外文，对各项科学都实事求是，就每一事物深切追求真理，以满足当前的需要。以上是世间一般的实际学问。如果大家不分贵贱上下，都爱好这些学问，并有所体会，则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了。

治学的要道在于懂得守本分。人们自降生到自然界以来，本来不受任何拘束。生为一个男人就是男人，生为一个女人就是女人，并且是自由自在的。但如仅仅高唱自由自在，而不懂得守本分，则易陷于恣情放荡。所以本分就意味着基于天理，顺乎人情，不妨害他人而发挥自己的自由。自由与恣情放荡的界限也就在于妨害他人与否。譬如花自己的钱，耽于酒色，放荡无忌，似乎是个人的自由，其实绝对不然。由于一个人的放荡能成为众人的榜样，终至于紊乱风俗，有伤教化，因此他所花的虽然是自己的钱，而其罪是不可宽恕的。

自由独立又不限于个人，还适用于国家。我们日本是远处亚洲东部的一个岛国。自古不与外国交接，仅凭本国的物产自给衣食，也并没有感到不足。自从嘉永年间美国人来日以后才开始对外交易，一直演变到今天这种情况。开禁后议论纷纭，其中有人叫嚣锁国攘夷，但所见异常狭隘，有如俗语所谓“井底之蛙”，其议论是不足取的。日本和西洋各国都存在于同一天地之间，被同一太阳所照耀，观赏同一月亮，有着共同的海洋与空气，要是人民情投意合，将彼此多余的物资相互交换，并进行文化交流，就不会发生耻辱和骄矜的感觉，而能同获便利，共谋幸福，并本诸天理人情而互相友好。只要正义所在，就是对美洲的黑人也要畏服，对英美的军舰也不应有所畏惧。如果国家遭到侮辱，全体日本国民就应当拼着生命来战斗，以期不使国威失坠。只有这样才可以说是国家的自由独立。至于象中国人那样，觉得除本国以外似乎没有别国存在，一见着外国人就呼为夷狄，把他们看作四只脚的牲畜，贱视他们，厌恶他们，不计量自己的国力，而妄想驱逐他们，结果反为夷狄所窘。这实在是不懂得国家的本分之故，如就个人来说，就是未能实践自由的天理，而陷入恣情放荡的状态了。我们日本自从王政维新以来，政风大改。对外基于国际公法与各国建立邦交，对内向人民宣示自由独立的原则，例如允许平民冠姓和骑马，就是开天辟地以来的盛举，可以说是奠定了士农工商四民平等的基础。今后在日本，除各人因才德地位而有相应的身份外，再也不会看到生下来就有的等级了。譬如人们不能对政府官吏无礼，虽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并不是因为其人可贵，而只是因为他们具有才德，忠于职守，为国民执行可贵的国法，方才值得尊重，所以不是人贵而是国法之贵。在旧幕府时代，将军所用的茶僮在东海道上通行无阻，是众所周知的。此外将军饲养的鹰比人还要尊贵，在路上碰到“御用”的马就要让开，总之只要加上“御用”两个字，就是砖石瓦片也看成非常可贵的东西。这是因为人们从几千百年的往古以来，一方面虽然憎恶，一方面又自然相习成风，从而在上下之间造成恶习。但究竟都不是出于法的可贵与物的可贵，而只是政府施逞威力，使人生畏，以图妨害人们自由的卑鄙作法，即所谓不具实质的虚威罢了。到了现在，这种浅薄的风俗制度早已在日本国内绝迹。因此人人可以安心，即使怀有不满情绪，也不必隐瞒起来，暗中埋怨，而应遵循正路，按照程序，心平气和地提出来，并毫不客气地加以批评。只要合乎天理人情，就是舍生拼命也要力争，这就是作为人民一份子的本分。

如前所述，依凭天理，个人和国家都是应当自由和不受拘束的。假如一国的自由遭到妨害，就是与全世界为敌也不足惧，假如个人的自由遭到妨害，则政府官吏亦不足惧。何况近来四民平等的基础已经建立，更可以人人安心，只要依凭天理就可以放胆行事。不过每个人都有他相应的身分，并须按照身分而具备相应的才德，要具备才德就须明白事理，要明白事理则须求学，这就是学问所以成为首要之务的原故。

照现在的情形看来，农工商三民的身分已经比以前提高百倍，而呈与士并肩之势，如果这三民中出现人才，政府已经开辟擢用之路。他们就应当重视自己的身分，再莫做出卑劣的事来。大概世界上再没有象无知文盲那样又可怜又可恶的了。由于无知之极，就会不知耻辱，进而陷于贫穷与饥寒交迫之境，但又不求诸自己，反而妄自怨恨邻近的富人，甚至纠集徒党，进行暴动，酿成变乱，真可谓恬不知耻，愍不畏法了。这些人一方面尽量依赖国家的法制来保障本身的安全和一家人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又从自己的私欲出发来破坏所依赖的法制，岂不是自相矛盾？还有些出身清白和有相当财产的人，只顾发财，而不知教育子孙。这些子孙既未受到教育，其愚蠢自不足怪。结果有不少流于游惰放荡，使继承的祖业一朝化为烟云。统治这样的愚民，决不能采取讲道理来唤醒他们的方法，只有用威力来使他们畏服。西洋的俗语说：愚民之上有严厉的政府，而良民之上会有良好政府乃是自然之理，因此现在我们日本国内既有这样的人民，也就有这样的政治。假如人民的品质比今天还要差，依然是无学文盲，那么政府的法制就会比现在更为严厉。又如人民都有志于学，明白事理，并能趋向文明风气，那么政府的法制就会达到仁慈宽厚的地步。可见法制的宽严，只按人民的德与无德来自然伸缩。没有人喜欢苛政而嫌恶仁政，也没有人不愿本国富强而甘受外国欺侮，这是人之常情。生于今世，具有报国之心的人，谁也不必身心交瘁，忧虑不安，只要他的主要努力方向是基于人情，首先端正本身的品行，笃志博学，并具备适应其身分的智德，则政府施政即易，人民也不会以受其统治为苦，从而各得其所，大家同心协力来维护全国的安宁秩序。现在我们劝学的宗旨也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