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尊重国法
政府是代表人民，按照人民的意志执行事务的。它的职责不外乎是制裁罪人和保护无罪的人。这就是执行人民的意志。如能达到这种目的，对于国家是有益处的。本来有罪的人就是恶人，无罪的人就是善人，如有恶人想来妨害善人，善人就须自行预防；有想杀害自己父母妻子的人就捕而杀之；有想盗窃自己财产的人就捕而鞭笞之，这是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但是要用个人有限的力量来防制多数的恶人却是很费力的。即令有相当准备，也要花很大的费用，并且不会有什么效果。所以就如上述那样，订下了这样的约束：建立代表全体人民的政府，以尽其保护善人的职责，而官吏的薪俸和其他政府的各项费用，都由人民来负担。既然政府代表全体人民而行使政权，那么政府所做的就是人民的事，人民也就必须服从政府的法令，这也是人民和政府间的约束。因此人民服从政府，并不是服从政府制定的法令，而是服从自己所制定的法令；人民破坏法令，并不是破坏政府制定的法令，而是破坏自己所制定的法令；人民因违法而受到刑罚，也并不是被政府处罚，而是由自己所制定的法令处罚。换言之，这就是意味着人民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第一是建立代表自己的政府，来制服国内的恶人和保护善人，第二是严守同政府的约束，服从国法，并接受保护。
如上所述，人民既已与政府约定，把执行政令的权力委交政府，那就丝毫不能破坏这种约束和违背法令。比方逮捕杀人犯和处以死刑是政府的权力；逮捕和监禁盗贼是政府的权力；提起公诉是政府的权力；取缔流氓斗殴是政府的权力，人民是丝毫不能干涉这些权力的。如果违背这项原则，私杀罪人，或捕擒盗贼私加体刑等等，那就成为触犯国法而私自裁判他人罪行的人，叫做私设公堂，是不能免于罪责的。对于这种罪行，文明各国所定的制裁法律都很严格，真可以说是威而不猛。但是在我们日本，政府的威权虽然好象很大，可是有些人民只畏惧政府之尊，而不知法之可贵。兹将私自裁判的弊害和国法之可贵缕述如下：
譬如有强盗进入我们的家里，威胁家人，想要掠夺金钱，此时作为家主的职责应当是将事件的经过报告政府，听候政府处理。但如事出火急，已经来不及报告政府，而盗贼已在纷扰中进入贮藏室，就要把金钱抢走。若是想在这种情势下加以制止，就连家主的生命也有危险，因此全家被迫要进行私人防御，作为一时权宜之计而擒拿这个强盗，然后诉诸政府。擒拿时可能使用棍棒枪刀，还可能伤害盗贼或打断盗贼的腿，万分紧急时甚至可能开抢加以杀害。尽管如此，主人毕竟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才采取上述一时权宜之计，决不等于私自处理盗贼的罪行。因为处理罪人只是政府的权力，而不是私人的职责。所以用私人的力量拿住盗贼以后，作为一个平民，就不许伤害他，殴打他，也不许对他稍加触犯，只有诉诸政府，听候政府的审判。假如拿住盗贼以后乘怒杀伤和殴打他，其罪行就等于杀害和殴打了无罪的人。譬如有个国家的法律规定，盗窃现款十元者处笞刑一百，用脚踢人的脸的人也处笞刑一百。在这里如有盗贼侵入他人住宅，盗窃了十元以后想要逃走，却被主人拿住，并将其捆绑起来，甚至于用脚踢了他的脸，那么按照这个国家的法律来办，犯窃款十元之罪的贼固应处以笞刑一百，而主人犯了平民私自审判盗贼和用脚踢人的脸之罪，也须处以笞刑一百。国法之严如此，所以人们不可不知所畏惧。
由此可见，报仇也显然不是好事。杀我父母的人是在国内杀人的公家的罪人，逮捕处刑只是政府的职责，而非平民所能干与，纵因自己是被杀者的儿子，也没有私自代替政府杀害这个公家的罪人的道理。那不仅是冒失大胆的举动，也可说是不顾人民的职责和违背与政府订立的约束。假如政府对此处理不当或偏袒罪人，也只能根据不公正的情形对政府提出控诉。无论发生什么事故，都不能亲身动手；即使杀亲的仇人走在眼前，也没有私自杀害他的道理。
在从前德川时代，浅野的家臣们为了给主人报仇，杀了吉良上野介，世间称之为赤穗义士，那岂不是大错而特错吗！当时日本的政府就是德川幕府，浅野内匠头、吉良上野介和浅野的家臣们都是日本的人民，即都是约定服从政府法律，受政府保护的人。但因一时错误，上野介对内匠头有了无礼行为，内匠头竟不知诉诸政府，而在盛怒之下想私自杀害上野介，遂至引起双方争斗。德川政府裁判责令内匠头切腹自杀，上野介免刑。这一裁判实在是不公正的。可是浅野的家臣们如果认为这个裁判不公正的话，为什么不诉诸政府呢？兹假设四十七位义士于计议以后据理依法诉诸政府，也许幕府初时对这个诉讼置之不理，也可能把他们逮捕处死。尽管如此，假如他们纵有一个被杀，还是毫不畏惧而前扑后继地向政府控诉，一直到四十七名家臣诉尽了理、丧尽了命为止，那么不管它是怎样坏的政府，总会终于为理所屈，对上野介加以刑罚，从而改正其判决，只有这样才可以叫做真正的义士。但是他们终于不明白这种道理，身为人民而不知尊重国法，妄自杀害上野介，真可以说是错认了人民职分，侵犯了政府权力，私自制裁了别人的罪行。所幸当时德川政府把这些暴徒都处了刑，而使事件平息了结。假如不加惩处，那么吉良的族人一定会对赤穗的家臣们进行复仇，而杀害他们，接着家臣们的族人又要对吉良的族人进行复仇，仇仇相报，永无休日，不到双方的族人和朋友死尽不止，所谓无政无法的社会就是这样的。私自制裁之遗害国家如此，岂可不慎？
从前日本古时对于农民商人冒犯具有武士身分的人，设有格杀勿论的法律，这是政府公然默许私人制裁，岂非荒谬已极？凡是一个国家的法制，只应该由唯一的政府来施行，法制愈滥，政府的权力也随之愈弱。例如封建时代的三百诸侯，都握有生杀之权，从而政府的力量也就相应地削弱了。
私自制裁中最厉害的和为害政治最大的就是暗杀。环顾古今暗杀事件，有的是为了私怨，有的是为了夺取金钱。企图进行这种暗杀的人们，根本就怀着犯罪的决心，自己打算做个罪人。另外还有一种暗杀，并不是为了私人目的，而是憎恶所谓政敌（Political enemy）而加以杀害。这种人由于各自政见与人不同，即以个人的见解，裁决他人的罪行，并侵害政府的权力，随意杀人，而且不仅恬不知耻，反而自鸣得意，自称为奉行天诛。人们也加以赞扬，称之为报国之士。可是所谓天诛，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呢？难道说是替天代行诛罚的意思吗？如果是这种意思，那就先要想一下自己的身分。本来在一个国家里居住，无论和政府缔结什么契约，总须约定遵守国法并接受保护。如在国家政事中发现令人不平的事，或认为有人危害国家，理应平心静气地诉诸政府。对政府置之不理，而自己来做替天行道的事，岂不是逾分已极吗？归根结底，这样的人虽然性情耿直，但是昧于事物之理，只知忧国之当然，而不知忧国之所以然。试观天下古今的事实，哪有暗杀而能成大事和增加人间幸福的呢？
不知尊重国法的人们，仅知畏惧官吏，在官吏面前尽量设法逃避表面上的罪名，实际上却已犯罪，而不以为耻。不仅不以为耻，还以其狡猾地破坏法制和逃避罪行为能，企图博得好评。在现今社会上的日常谈话中，常有人说道，这虽是国家的大法，但也不过是政府的外表，要办某件事，只要私下计议妥当，使无碍于外表的大法，就成为公开的秘密了。这种人边笑边谈，毫不内疚于心，甚至于还和小吏们秘密策划，互相勾结，而装做无罪的人。固然国家的“大法”是过于烦琐，如果不是这样，前述阴谋也可能不会发生，但是从一国的政治来讲，却是最可怕的弊端。因为这样会养成轻蔑国法的习惯，助长一般人民不诚实的风气，不遵守应当遵守的法律，终于陷入罪行。例如禁止当街小便是现今政府的法律，可是人民却不能体会这个禁令之可贵，仅仅是怕遇见巡警，因此在日暮人稀的时候，等到没有巡警便违法自行方便，没想到竟被发现而受到了处罚。他们虽然当面认罪，但是内心并未体会到是犯了严肃的国法才被处罚，而只认为是倒运才碰到了可怕的巡警。这种情况岂不令人可叹？因此，政府立法应力求简易，法律既定，就必须严格执行。如果人民看到政府所制定的法律有不便之处，就应该毫无顾虑地提出意见。如已承认这些法律，并在其下生活，就不应窃议是非，而须严格遵守。
我们庆应义塾在上个月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贵族太田资美先生，从前年起捐款雇用一个美国人充任义塾教师。这次任期已满，准备雇用另外一个美国人，已经和本人谈妥，遂由太田具文向东京府申请让这个美国人充任义塾的文学教师。但据教育部的条文规定，用私款雇用私立学校教师，虽是私人教育，可是当教师的必须持有在本国学完承担科目的毕业证书，否则不准雇用。可是这次想雇用的美国人没有这种证书，教育部就通知太田说：要是只当语学教师尚无不可，想按照申请内容派他充任文学教师却碍难照准。接着福泽谕吉又向东京府提出书面申请，指出这位教师虽然没有毕业证书，但其学力足以教授本校学生，故请按照太田的申请准予任用；并云虽然申请雇用那个美国人为语学教师，可以邀准，但是我校学生原来是想学文学，不愿伪称语学以欺政府。结果由于教育部的规定不能变更，谕吉的申请也被批驳。因此已经谈妥的教师就不能雇用，那人已于去年十二月下旬离日返美，太田先生的心愿成为泡影，四百学生也为之失望。这实在不仅是一个私立学校的不幸，又大大妨害了我国文学的研究，真是不智已极。但因顾全国家法制的尊严，也就无可如何了。最近我们还想再申请一次，曾与太田等人为首举行会谈，认为教育部所规定的私立学校教师规程固属国家大法，但如将文学字样改为语学二字申请，便可邀准，对学生即为大幸，似可进行。可是经过再三商议以后，终于认为这次不能雇用那位教师，虽然可能影响学生们的学业，然而欺瞒政府又是士君子所耻，所以谨守国法，不违人民本分，此事就告一段落了。本来一个私立学校的问题似乎是无关重要，但因其在原则上有关世道，所以附记篇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