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述两种学问的主旨
——赠中津旧友——
细察人们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可以分为两类:第一,是指个人本身的活动;第二,是指人与人的来往中所发生的行动。
第一,以脑力活体力的劳动来解决衣、食、住问题,使自己能过安乐的生活,这可以说是属于个人本身的劳动。但世间万物,对人都是有益的。如种下一粒种子之后,就能收获二三百颗果实;深山树木,不用人工培养,也会自然生长;利用风力可以推动风车;利用河海可以运输;开采山里的煤,汲取河海的水,经过燃烧,发生蒸气,就能推动火车轮船。其他自然界的奥妙,不胜枚举。人类只不过对自然界的物资,加以改造,使它适合自己的利益。因此人类所需要的衣食住等生活资料,自然界已经提供了99%,所加的人力只有一分,所以不能说一切都是人力造成的,其实人们只象是拾取路旁现成之物罢了。
因此人们自谋生活,不是什么难事,完成此事,更没有值得夸耀之处。固然古人说过独立生活人们的一件大事,应该凭自己流汗吃饭。但是我以为就是做到这点,人的任务还是没有完成,只是不逊于禽兽罢了。试看禽兽鱼虫哪个不会自己找寻食物,而且不但能求一时的满足,象蚂蚁那样,还在地下掘洞,储蓄过多的食粮。世界上象蚂蚁这样只顾自己的人也有。举例来说,男子成人以后,即做工,经商,或充任官吏,逐渐不必累及父母亲友,获得适当的生活,也不侵犯他人。如果租不到房子,就自己置办一所简单的住所,一面布置,一面先娶一位勤俭持家的如意妻子,生儿育女。教育抚养费也不太多,又随时准备着三五十元的医药等意外开支。总之,细心地作长久的打算,保持一个美满家庭,不但自己因为获得独立生活而得意,世人也赞扬他是独立能干的好手。但实际上却大谬不然,这种人只能说是蚂蚁的流亚,其生平事业和蚂蚁并无二致。他们为着生活和家庭而劳力操心,虽无愧于古人之训,但是身为万物之灵,其目的任务,又岂能局限于个人的生活呢?
如果人们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只是为着满足衣食住而生存,那么人生就只是生和死,死时和生时的情形毫无差异。这样世代相传,就是经过了几百代,一村的情形还是依然如故。没有人创办社会上的公共事业,既不造船,又不修桥,除一人一家的孤立生活之外,全都听任自然,在生死居住的土地上不留一点痕迹。西洋人说:“世上的人如果只求自己满足,安于小康,那么,今天的世界同洪荒时代的世界又有什么区别呢?”这句话是绝对正确的。固然满足也分两种,切勿混淆。如果得寸进尺,永远没有满足,就叫做“奢望”或“野心”。但如充分进行脑力或体力劳动,而不能达到应该达到的目的,便是“愚蠢”。
第二,人性最喜群居,不能孤立独处。只是和父子、夫妇共同生活,尚不能感到满足,还要同广大群众往来。交际越是广泛,越是感到幸福,这就是人类交际的起因。一个人既然处在世上,成为交际的一员,就有他应尽的义务。世界上的学问,如工业、政治、法律等,都是为着人类交际而设立的,若是人们互不往来,就都不必要了。政府所以制订法律,是想防治坏人,保护好人,使人类的交际得以安全进行;学者所以著书,是想启发后辈的智慧,以保持人类的交际。古时中国人说过:“治天下如同分肉,必须公平分配”;又说:“扫除院里的草,不如扫除天下”。这都是旨在改进人类交际的名言。凡人苟有所得,都愿意对于社会有所贡献,这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也有人在无意之间作些好事,让后世子孙深受其惠。正因人类具此性格,才能尽到人类交际的义务。如果古代没有此种人物,我们生在今天就得不到现代文明的好处。父母留下的遗产,不过是地上的财产,一旦消失便成泡影;而世上文明遗产,则系所有古人留给我们的遗产,其伟大之处,岂是地上的财产所能比拟?对于这种恩惠,现在我们找不到称谢的对象,犹之人类生活所必需的日光和空气不必用金钱换来而十分贵重一样,享受的人只能称之为前辈古人之荫庇恩赐。
在开天辟地之初,人智未开,那时的情况恰似无知无识的初生幼儿。比如制造面粉,最初是将要麦粒放在石头上捣碎。其后经人改进,把两块石头磨成扁圆形,中心掘一小孔,在一块石头的孔中安装木制或金属制的轴,放在下面,把另一石块放在上面,再将下面石块的轴,装入上面石头的孔里,把麦粒放在两石之间,转动上面的石块,运用石头的重量来碾碎麦粒,就是磨子。这种磨子是由人推动的,以后逐渐改进磨形,并改用水车风车之力,最后又用蒸汽之力,日臻便利。世上无论何事都是这样向前推进的,昨天认为便利的,今天便觉笨拙,去年认为新颖的,今年便觉陈腐。试看西洋各国的进步情形,其各种各样的电气和蒸汽机器,没有不是日新月异竞相改进的。岂但有形的机器为然,在另一方面,人类的智慧愈开,则交际愈广,交际愈广,则人情愈和,因此就用国际公法来限制战争。同时经济之学日盛,政治商业之风一变,学校的制度,著作的体裁,政府的措施,和议院的会议,都愈改愈精,全无止境。试读西洋文明历史,从1600年到1800年的二百年间,其长足发展的情形,实足令人惊叹,简直令人想不到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若究其进步的根源,无非是古人的遗产,前辈的恩赐而已。
日本的文明最初来自中国和朝鲜,后经国人努力钻研琢磨,才达到今日之境。西洋学说远在宝历年间即流入日本。(参阅“兰学事始”)晚近由于和外国开始往来,才盛行起来。教洋学,译洋书,人心趋向大变,从而改组政府,废除藩治,遂有今日之局,并打开了文明之端,这也不能不说是古人的遗产,前辈的恩赐。
如上所述,自古以来,以身脑力和体力劳动在社会上作成事业的有志之士,本来很多。就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也不能说这些人是只满足于自己的丰衣足食的人。我认为这都是些重视为人处世的义务而志向高远的人。现在的学者承受了这些人物的文明遗产,如能站在进步的前列,一刻不停留地向前迈进,再过若干年,到了以后的文明之世;人们受到我们的恩赐,又会和我们承受古人的遗产相同。所以生当今世,必须给后代子孙留下生动的事迹,责任非常重大,岂能以念几本教科书以后经商,作工,或充任小吏,每年收取几百元的报酬,得以仰事俯畜,维持家人生计,就心满意足呢?似此虽不损害他人,但亦于人无益。此外建功立业要遇机会,机遇未至,有能力亦莫由施展,此种例子,古今都有不少。例如我们明明知道我的故里近邻中也有英俊的人才,固然用现在文明的眼光来批评这个人,或者可以指出许多方面错误的言行,但系潮流使然,不是他个人之罪。其实他并不是没有能力,只是不幸生不逢时,以致满腹经纶,一筹莫展,潦倒一生,无补于世,真是遗憾。今则不然,如上所述,西洋学说逐渐盛行,终于推倒旧政权,废除藩治。我们不能把这种变动,只看成是战争的结果。须知文明的作用不能以一场战争而了结。所以这次变动不是战争所引起,而是文明所促成。因此战争虽已于7年以前结束,而人心之动荡依然存在。一切事物必须有引导的力量才能推动。学问之道无他,就是把天下人心导向高尚领域,而目前特别是大好机会,所以学者应该为着社会的福利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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