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期绝望的农村

明治38（1905）年，东北三县遭到严寒袭击，粮食歉收，为天明、天保时代以来未遇的特大灾年。宫城县粮食生产减少到常年的2成，全县90万人口中有28万人食不裹腹、生活困难。明治维新以后，丰年罕见，而灾年频仍，有明治2年、17年、30年、35年、38年、43年等6次。到了明治末期，东北地区农民疲弊凋零已成慢性状态，生活极端贫困。

《宫城县凶荒志》记述了当时民众生活的惨状，令人不忍卒读。

明治35年的自然灾害创伤尚未痊愈，又爆发日俄战争，农民遭受直接间接之巨大影响。实乃近代前所未有之大灾年，连自耕农兼佃农的中层农民都难以维持生计，不少人失去土地、家产，沦为贫民。……众多下层农民不仅颗粒无收，而且无工可做，生活断绝，饥饿难熬。山村农民以野果草根充饥，然入冬积雪之后，亦不可得。与平原饥民一样，唯束手待毙。

明治35年1月25日，宫城县玉造郡一栗村农民远藤久治（53岁）一家4口，因灾年歉收，生活无着，多日粒米未进、忍饥挨饿。一天夜里，邻居经过他家门口，听见里面呻吟，说是“快要饿死了”，立即拿来年糕救济，但久治已不能下咽，第二天早晨终于死去。其妻（56岁）患风湿病，双手无法动弹，也于次日死去。留下体弱多病的两个小孩。村里人以久治死于慢性支气管炎向村公所申报。但村公所“认定死因为多日未有进食。”

同样也是一栗村的农民氏家友助（51岁）一家6口借居在一间小屋，四壁倾颓。挂草帘抵御寒风。屋顶破损，可望见天空、无以遮雨雪。“天寒地冻，家人衣裳褴褛，仅一件遮身。且袖不及肘，长不过膝，幼儿藤助衣服又薄又小”，连肚皮都遮盖不住。全家连一床薄被都没有，只好“围炉取暖，铺稻草披草席以熬寒夜。”

斋藤博在他的著名论文《绝望的明治时期的农村》中介绍了上述农村惨状，并且文章一开头引用明治天皇创作的一首和歌：

地方官哟，可要时时留意：那百姓家的烟囱，是否炊烟袅袅。

我读到这里，不禁要问：人民被逼到这步田地，为什么还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为什么不奋起呐喊抗争，反而忍耐屈从、默不作声地走向死亡呢？饿得一点气力也没有显然不能成为理由。当危险即将逼近的时候，活生生的人难道不是凭借想象力预测事态的发展、并为免遭厄难而拼命挣扎吗？

天皇制政权在各个乡村部落的统治密如蛛网、无孔不入，而地主助纣为虐，暗中帮助欺骗压制人民。这个回答并不全面。既然如此，不，在此之前，他们的内心世界难道就没有某种自我束缚的精神吗？这种自我束缚力究竟是“通俗道德”呢，还是“共同体”的约束，或者是几百年来农民的猜忌与绝望心理？是什么精神使他们能够在陷入自杀性饿死和彻底毁灭的绝境时依然默默忍受？带着这个问题，我们重读长塚节的《土》（1912）和真山青果的《南小泉村》（1909）。

《土》和《南小泉村》中的农民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他们无论多么贫穷困苦，决不向村里人乞怜哀求，否则会被人瞧不起，那比千刀万剐还要难受。特别是东北地区，人们最害怕被叫做“叫花子”或者“饿死鬼”。要是那样，真不如悄悄饿死得好。《明治三十八年宫城县凶荒志》这样叙述道：

即使糊口之路全部断绝，两三天粒米未进，也以乞食为耻，宁可以不可想象之物充饥，维系一 息性命。但柴田郡川崎村字元砂金附近的贫民中，有人谎称要去参拜伊势神宫，离村出走。他们均至无人认识自己的村子乞讨，而在本村决不哭穷诉苦。

在本村即使饿死也决不诉苦，两三天粒米未进也以乞讨为耻，这种律己究竟是一种什么精神呢？为什么到其他村子就可以乞讨，而在本村只能饿死、别无选择呢？如果村落共同体是真正互助的共同体，那么应该在自己居住的村子才能得到救助，可是明治时期的民众道德的现实恰恰与之相反。

自我选择饿死的道路。这只能是一种痛苦的律己。如果这是民众自发的思想，我不能不为之震惊。但是，这种律己到了别的村子就变得有所缓和，可见这是与本村、即共同体无形的强制相结合的个人意识。也就是说，严格的规范使每个村民从内心意识到在本村的“耻辱”。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意识即使成为社会的一般观念，也不会形成市民社会的普遍意识。而且农村的居民社会已经不再是保障共同体全体成员的平等与生命安全的结构，变成了地主统治下的虚构共同体（半强制性组织）。所以，无论留在本村还是流落他乡，都没有人来拯救穷人。最后唯一赖以生存只有“家”，但就连这个“家”也由于连年饥荒，弄得家破人亡，为了活命四出逃荒，一家人妻离子散、流离失所。

象远藤久治这样无法离村的农民只有饿死，而穷人家的女孩有的当缫丝女工，有的被卖到城里当妓女；男人们都外出干活，当渔民、做土建工、下煤矿，一家人四分五裂，各谋生路，但每个人又无法从命运中轻易地摆脱出来。

真山青果无情地描述东北地区的农民是“悲惨的、窝囊的一生”、“丑陋的一生”、“屈从的一生”、“卑俗的嘴脸”、“漫长的陋习使他们无论怎样挣扎也无法挣脱痛苦的羁绊”。他们的“一生是蠕动的蛆虫”，“留在村里也是悲惨、离村出逃也是悲惨”的结局。（真山青果《南小泉村》）。

更加可怕的是，他们竟然固执地认为，贫穷与不幸是由于自己或者父母亲忍受不了通俗道德的自我约束犯罪造成的。所以只好俯首听命、安于现状。挖煤的矿工自我嘲笑是“下贱人”，每天晚上被男人凌辱蹂躏的女人却认为这是“营生”，思想意识坠落到了最低点。这些自叹为“下贱人”“火坑的营生”而苟且偷生的底层民众，在他们忍受的屈辱里潜藏着现实的意识感。

缫丝女工在严格的寄宿制度的管理下，如同被看押的犯人。有这样一首歌：“拖过饭桶看看麦饭，没有米粒两眼汪汪”。（令人惊讶的是，这类怨歌在女工的歌曲中非常少）但只要一想到父母亲还在家乡吃草根充饥，就很难对《女工哀史》中所揭露的欺压女工的野蛮行为感到愤忿，很难产生变革现状的要求。资本家极其巧妙地利用民众的贫穷感觉和“下贱人”意识，十分现实地操纵这种意识。但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反而没能理解这种民众意识。所以底层民众几乎听不到要求解放的呼声。

不注重民众的现状，一味强调相对贫困，根本不可能推动变革的发生。明治初期，一些社会主义者的呐喊不但未能打动民众的心，幸德秋水等人反而被当作“国民的败类”而遭到疏远、隔绝、孤立，最后被处以死刑。我认为这恐怕是造成悲剧的一个原因。

摘自《明治的文化》 第七章 非文化状况与知识分子  一、明治时期绝望的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