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后采取了神道国教政策,加之废佛毁释之难,处于社道从属地位的佛教也掀起了恢复原有地位的运动。净土真宗的岛地默雷(山口)被西本愿寺派往欧洲考察各国的宗教情况(明治五·一~明治六·七),归国后在所写的建议书中批判了“三条教宪”,进而指责在大教院中神佛混淆的现象,建议将大教院从神佛合体中分离出来。其结果实现了真宗与大教院的分离,确立了在佛教方面的信教自由。政教分离的主张导致了明治八年四月的大教院的解散,以及明治十年一月的教部省的废止(将有关事务移转到内务省社寺局),从而终止了教化政策。
佛教方面期待着“佛教国益”,故遵循明治国家的富国强兵政策,以协助开拓北海道(东本愿寺)为开端追随社会事业和文化活动,向近代佛教转变。其中,南条文雄由东本愿寺渡英国留学(明治九),学习梵语从事佛典的研究;曹洞宗的原坦山成为东京大学印度哲学的第一任讲师(明治十二)。还有严于自戒,致力于佛道复兴的净土宗的福田行诫,被誉为明治时期佛教界的柱石。
摘自《日本近代史》 第二章 近代国家的建设 七、神祇政策和佛教界
《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日]安冈昭男 著,林和生、李心纯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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