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田梅子──日本女子教育先驱者

津田梅子（Tsuda Umeko，一八六四─一九二九）

日本明治时代女子教育先驱者津田梅子，是第一位实现尊重个性的女子教育的教育家，可以说是日本女性史上的才智象征人物。她创立了津田塾大学的前身女子英学塾，为女子教育献出自己的一生，亦是第一个让日本女性明白女子也能拥有与男性同等力量的人。

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五月，美国“妇女俱乐部”于科罗拉多州（注：科罗拉多州（State of Colorado）。）丹佛（注：丹佛（City and Country of Denver）。）召开“万国妇女大会”时，津田梅子代表日本妇女出席，以英文发表如下的演讲：

全世界的女性必须互相携手，努力提高妇女地位。……女性问题受人瞩目的日子应该已近在眼前。……只要提高女性的教育和地位，全世界的女性应该可以自奴隶和玩偶般的不自觉中觉醒，站在男性的合作伙伴立场，获得真正与男性平等的地位。

据说，当地的报纸都报导道，无论内容、态度、声音等，梅子的演说都是当天最出色的一位。

最年幼留美女童

津田梅子生于元治元年（一八六四）十二月，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八月，虚岁六十五时过世。

明治四年（一八七一），虚岁八岁时（当时满六岁又十一个月），她以日本第一批女子留学生最年少者身分远渡美国。

此后十一年，她寄居在美国东部乔治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知识分子代表之一的查尔斯．兰曼（注：查尔斯．兰曼（Charles Lanman,1850─1941）。）夫妇家，自当地的私立学校毕业。回国后，由于与家人不合，在伊藤博文家客居半年，一面当伊藤夫人及女儿的家庭英语教师，一面学习日本礼仪，并与当时的政界人物接触。

伊藤博文是十一年前率领欧美视察团及五十八名留学生团出国的副使之一。

梅子十八岁刚回国时，是个不会听也不会说日语的少女。天长节（天皇诞生日）夜晚，她在井上馨外交卿官邸晚会中碰见了伊藤，这时，经伊藤介绍，与下田歌子认识。之后，成为下田歌子开办的“桃夭女塾”英语教师，另一方面，也向歌子学习国语、书法等。

梅子于日后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述怀对伊藤的敬爱，但对歌子则只字不提。歌子比梅子年长十岁，无论容貌或私生活，都给人一种类似牡丹的艷丽感觉，梅子却完全没有那种氛围。

梅子归国时才十八、九岁，正值妙龄，身边不但有伊藤这种大人物的知遇，又逢鹿鸣馆欧化时代，倘若她有心，应该可以像下田歌子或年长五岁的大山舍松那般过着如花似锦的日子。但是，综观她的人生，竟宛如一片不起眼的叶子，毕生都在给后代女子储存养分。

梅子并非排斥与自己成对比的华丽同性，她的性格似乎偏向理智，而且在有关女子教育这方面的信念和理想，均与同业者的下田歌子不同，自然格格不入。但她和大山舍松以及另一位永井繁子则终生都是挚友。

身为明治初期开拓使留学生之一的梅子，出国时虽是个年幼女孩，但在国外养成了类似国家使节的责任感，回国后，显现在她眼前的祖国社会，尤其女性地位，都令她很难接受。

特别是她四周那些当时所谓名流妇女的作风，更让她难以消受。

走在时代尖端的女性

送她出国留学的父亲津田仙（注：津田仙（Tsuda Sen,1837─1908）。千叶县出身。农业学者，农学社创立者、《农业杂志》创刊者，开日本邮购的先河。），是位走在时代先端、相当有见地的人物，不过，实际的日常生活在女儿梅子眼里看来，是个不可理喻的暴君。父亲不但不允许女儿拥有自己的钱包，在女性关系方面，也经常让妻子大伤脑筋。

换个立场看，梅子父亲的行为其实很正常，明治时代的户长就是这样，但对一个在美国成长的少女来说，确实是个专横的暴君。

津田仙出生于下总（千叶县）佐仓藩家臣家，幕末时期专研西学，二十五岁时成为幕府直属家臣津田家的婿养子。

津田家长女竹子（注：竹子（Takeko）。）在德川支系，亦是德川幕府将军继承人之列选“御三卿”之一的田安（注：田安（Tayasu）。）德川家侍奉，得第五代当主德川庆赖（注：德川庆赖（Tokugawa Yoshiyori,1828─1876）。父亲德川齐匡（Tokugawa Narimasa）是江户幕府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Tokugawa Ienari）的异母弟。）宠爱，是德川家达（注：德川家达（Tokugawa Iesato,1863─1940）。第四任贵族院议长、华盛顿会议首席全权大使、第六任日本红十学社社长。公爵爵位。）、德川达孝（注：德川达孝（Tokugawa Satotaka,1865─1941）。大正天皇侍从长、贵族院议员。伯爵爵位。）的生母。

梅子的母亲初子（注：初子（Hatsuko）。）是竹子的妹妹。换句话说，梅子与德川家达、德川达孝是表兄妹。

梅子过世后，学校迁移至现在的津田塾大学所在的小平市新校舍时，公爵德川家达也参加了竣工仪式，亲自朗读称颂创立者梅子的英文贺词。大致内容是“津田梅子先生是位远远走在时代先端，具有看清我们的需求之慧眼的女性”。

身为幕府西学者的津田仙，功绩很大。他在庆应三年（一八六七）与福泽谕吉等人，随幕府大臣前往美国华盛顿进行幕府订购的军舰领取交涉。明治维新后，辞去官职，在筑地的酒店工作，亲手栽培客人用的西洋蔬菜，并在数年之间将菜园扩大为广阔农场。

明治四年（一八七一），津田仙成为明治政府设立的开拓使特约人员，因此开拓使招募女子留学生时，他代女儿梅子报了名。他也是将西式农耕法引进日本的著名人物，在东京麻布设立农业学校，并发行《农业杂志》大力介绍西欧的新知识。明治六年（一八七三）又以书记官身分参加维也纳世博会，从维也纳带回的刺槐（注：刺槐（robinia pseudoacacia）。）种籽，日后成为东京的行道树。

总之，这个人物非常不简单。

可是，以津田仙为首，这些在外人眼里看来非常先进的梅子近亲者，于男女关系的问题上却极为封建，导致梅子不得不到伊藤博文家当门客。

那时，也有几门门户相当的人来提亲，却都没谈成。或许，梅子内心认为，在当时的日本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伴侣。

按梅子身处的环境以及亲属成员来说，想得到一门所谓的良缘应该轻而易举，她却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这应该和她的成长环境有关，但也可以说是命中注定。

当时以公费留学的先驱者，大多怀有一种必须带领祖国同胞往前迈步的义务感，何况是第一批女子留学幼女。

再说，四周人也对梅子拭目以待。美国的查尔斯．兰曼家和母亲初子对待梅子的态度，类似对待一位国家使者。大家对梅子的留学成果所怀的期望，远远超越梅子个人应得的成果。

即便年幼，在这种环境下，梅子肩上的担子其实很重。至今仍留有梅子在美国向学校提交的作文等文章，完全是一个小外交官的口吻。

不仅梅子，同时赴美留学的山川舍松也一样。舍松甚至在瓦萨学院毕业典礼发表了一场题为“英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演讲，批评英国对日本的贸易政策。

她们回国后，更屡次接到与诸外国要人交流的招待会邀请，在晚会中以外交官立场和外国要人周旋。因此，不管愿意或不愿意，她们都不得不站在这种立场。

来自东洋的小使节

日本明治时代的革命期，是即便派出未满七岁的幼女前往美国留学，也要举国吸收西欧诸国知识的时期。

负责照顾梅子的查尔斯．兰曼家，是新英格兰系的知识分子。查尔斯的父亲在耶鲁大学专攻法律，担任密西根州（注：密西根州（State of Michigan）。）的出纳官员，祖父是康乃狄克州最高法院法官，曾当选上议院议员。

查尔斯本人是作家、政府官员、艺术家，因任职美国陆军部图书管理官员、日本公使馆书记官等，又因膝下没有孩子，才成为梅子的寄居家庭。

查尔斯的著作有三十余本，大部份是旅行向导、传记。兰曼夫妇的人际关系中有许多美国东部的文人，例如波士顿文坛的诗人惠蒂埃（注：惠蒂埃（John Greenleaf Whittier,1807─1893）。十九世纪美国著名的“新英格兰诗人”之一。）、诗人朗费罗（注：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美国诗人、翻译家。）。梅子不但与他们见过面，更是朗费罗的粉丝，背诵了许多他的诗歌。

在这种文化气氛的家庭度过十多年的梅子，人格形成当然会受到很大影响。此外，兰曼夫妇为了向这个来自东洋国家的小使节介绍美国优点，经常带梅子到各处旅行，而且尽量让梅子接触“理想化”的美国。

十一年后，梅子回国时，兰曼夫妇将迄今为止整齐保存下来的所有梅子写的文章，以及寄自日本的信件，统统交给梅子，当作留学期间的财产。甚至建议梅子买一架当时在日本很难买到的钢琴带回去。

梅子自幼在兰曼夫妇家学会弹钢琴，她就读的亚契学院（注：亚契学院（Aarcher Institute）。）是上流子女学校，毕业典礼时，总统夫人出席，梅子还表演了钢琴演奏。

如此，梅子接受了在当时的美国也算是第一级的教育，并不时出席名人聚会，养成在任何场所都能信心十足、举止高雅的习惯。被当作国家小使节的待遇，也形成她贯彻自我的坚强意志。

再度赴美留学

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二十四岁的梅子虽然通过伊藤博文的帮助在贵族女子学校工作了三年，但她不想终生都当英语教师，为了能凭高望远，她决定再度出国留学。

在美国成长的梅子，回国目睹祖国的现状后，感慨万千。虽然她出生在日本，可七岁至十八岁都在美国接受国家使节般的待遇，久违十一年回来后，看到的是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女性地位的落差，以及女子连自己的钱包都不能拥有的强烈传统男尊女卑思想。她不能不为同胞女子的将来焦急吗？

正好在这个时候，大山舍松的美国寄居家庭的小女儿爱丽丝．培根，接受了梅子和舍松的推荐，来日本担任贵族女子学校的讲师。经爱丽丝鼓励，通过父亲友人介绍，又获得校长许可，梅子终于动身前往宾州（注：宾法尼亚州（State of Pennsylvania）。）费城（注：费城（Philadelphia）。）郊外的文理学院（注：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LAC）。）以及布林茅尔学院（注：布林茅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专攻生物学。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注：《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于一八五九年出版后，不仅科学界，包括文学界等各领域均大开眼界，热衷研究。梅子之所以选择了生物学，或许她认为若想提高女子地位，应该从最基本的生命起源学起。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她不像大山舍松、永井繁子那般拥有大学毕业的学士学位。

梅子在布林茅尔学院与日后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摩根（注：摩根（Thomas Hunt Morgan,1866─1945）。美国遗传学家、现代遗传学之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一九三三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教授，共同做的有关青蛙蛋的研究论文刊登在英国的科学学术杂志。如果她留在大学继续研究，或许可以在学术界扬名。但是，这个时候的梅子已经决心为教育献出一生。因此又延长一年留学期间，在纽约奥斯威戈师范学校（注：纽约奥斯威戈师范学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Oswego）。）专攻教育学。

在美国的这三年期间，除了自己的学业，梅子又完成一项值得同性给予喝采的功绩。

她向周围的美国朋友、知己募款，设立了基金八千美元的“日本妇女美国奖学金”，每隔四、五年资助一名日本女子出国留学。由此也可看出她的作风和下田歌子完全不同，她的资金全部来自缺之政治、皇宫背景的个人捐款，这也证明梅子确实具有独特的内在魅力。

实现推动女子教育的梦想

梅子带着八千美元的“日本妇女美国奖学金”基金，于明治二十五年（一八九二）八月回国，再次回到贵族女子学校工作了约八年。

这期间，她不但兼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也接受英国基督教会知名妇女们的邀请，通过日本政府的援助，在英国逗留了半年。

梅子客居英国的半年期间，和当时已八十岁的南丁格尔（注：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见了面。并在牛津大学旁听，又和美国时代的旧友一起到巴黎观光。在她的心中，创立学校的梦想逐渐成熟，最后在英国见到英格兰圣公会（注：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约克大主教，倾诉自己的梦想，得到大主教的祝福，终于下定决心实现梦想。

那时候的日本，女子教育风潮已逐渐高涨，但女子高等教育的程度离男子大学仍相当远，美其名曰“女子大学”，其实内容和专科学校差不多。

梅子一直认为，女性若想获得社会地位，应该先接受与男子同等的教育并争取工作岗位。因而她经常在外国杂志、报纸发表叙述日本女性地位实情的文章。

明治三十三年（一九〇〇）九月，梅子终于辞去官职，在父亲、爱丽丝．培根、大山舍松、姊夫等人的协助下，于东京曲町创立了“女子英学塾”。她在开学典礼祝词中，表明了自己的教育方针：

……在大教室教大量学生，或许可以分配知识，但不能实现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教育是根据学生的个性，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每一个人的心和气质，就像每一张脸都不同那样。因此，培训和训练方法也要按每一个人的特性而有分别。我要教的真正的教育，最终只能限定在少数人。

梅子的教育方针坚持针对少数学生进行个人指导，她不喜欢群众性的普遍性。她想藉由提高少数有志女子的能力，期待她们于日后影响其他人。

她认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赖关系最有价值，来者不拒，去者不追。日后，学校的规模逐渐发展，她仍旧坚持尽量减少学生，几乎不把营利事项放在心头。
不为营利奔走，为了培育有能力的人，向慈善家募款并非羞耻之事。梅子如此想。就这点来说，她的思想倾向美国个人主义。

创立初期的“女子英学塾”，是一间普通的日本房屋，除了六张榻榻米大的食堂、免费担任教授的爱丽丝．培根的房间、十张榻榻米大的讲堂、学生宿舍房间、梅子的房间，其他设备都没有，类似江户时代的私垫。

正如梅子于开学典礼说过，没有豪华校舍和设备也能实行真正的教育那般，数位热心的教师与十数名学生就这样开学了。

学生数在半年内超过三十名，第三年达到五十名，于是在五番町新建了校舍。

在这期间，梅子收到美国朋友寄来的九千多日圆捐款，日本国内也有两千日圆捐款。此外，梅子的姊夫也帮忙垫付购买土地的额等，给予很大帮助。当时购置几百坪土地以及新建校舍的资金，全来自梅子的朋友和近亲者的个人捐款，就此意义来说，梅子相当厉害。

“女子英学塾”于明治三十七年（一九〇四）获得专门学校认可证，所有本科毕业生都不用考试便能得到英语教师执照。

这是日本女子学校第一次获得这种优惠的例子，而且直至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日本女子大学英语专科毕业生获得同样优惠为止，全日本只有津田学塾拥有此特权。这也是全日本的女子学校（日后成为高级中学）的女英语教师都出自“女子英学塾”的主要原因。

获得专门学校的认可之前，梅子没有报酬，她是靠兼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收入，以及皇族的家庭教师收入维持自己的生活。成为专门学校后，梅子的报酬是月薪二十五日圆，辞去贵族女子学校时的年薪则为八百日圆。

梅子的晚年

如此，学校的经营好不容易才上了轨道。梅子于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前往欧洲和美国旅行，这时访问了罗斯福总统夫妇。大正二年（一九一三）为了出席万国基督教学生大会，再次赴美，归国时带回将近二万日圆的美国朋友的捐款。

大正四年（一九一五），梅子在题为“日本的妇女运动”演讲中强调，五十万名女工、五万名女教师，以及在通信省、电话局工作的女子，还有女新闻记者、女编辑等，这些职业妇女将成为一股改变日本女性生活的强大力量。

大正六年（一九一七），梅子因糖尿病而病倒。两年后，她辞去塾长职位。

此时，梅子在日记写下一句：“或许，这是一个活动的生命的结束。”

她用英文亲笔写下的这句话，含义很深。

她没有用“我的人生”或“我的活动”之类的说法。她只是冷静地在连续不断的时间中观看着“生命”。“一个活动的生命的结束”，并不代表生命结束后就会一无所有。也因此，她接下去写着：

“不需要为自己的事而想不开。在永恒中，我，和我做的事，根本不足为道。毕竟，为了能长出新芽，必须让一粒种籽破碎。自己和学校的关系，嘿，就是那样。”

她将自己比喻为种籽。而她确实完成了种籽的任务。

虽然她没有结婚、没有生子，但是，她孕育出数不清的新芽与新生命。为了给后人铺路，为了让新芽长得更好，她始终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质朴的母胎，不让母胎受到当时正兴起的女性启蒙运动的影响。

例如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一），平冢雷鸟（注：平冢雷鸟（Hiratsuka Raitei,1886─1971）。战前、战后的女性解放运动指导者。小说家、思想家、评论家。）等人创刊了女性主义运动《青鞜》杂志，社会沸沸扬扬。梅子却与这些人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因为这些人相当于盛开的花朵，再美的花，终究也会凋谢，梅子想做的是人们眼睛看不见的种籽的工作。

当一粒种籽绽开，表示已经萌芽。为了支撑新芽往上伸长，需要支柱。

梅子认为，当前领导世界的语言是英语，所以暂且让英语成为这些新芽的支柱。往后，这些新芽就得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女性的地位。

昭和三年（一九二八），梅子过世前一年，捐款多达一百三十余万日圆，预定在现在的小平建设新校舍的计划也已上轨道。

梅子没有亲眼看到新校舍完成，便于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八月十六日，因脑出血而猝死。享寿六十四。

据说，她的晚年过得很平静，每天都在阅读、编织。

津田梅子的墓碑位于津田塾大学校园后边的东北方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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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明治日本》（[日]茂吕美耶）三、明治新女性